翻譯者:蔣興儀

50年代,挫折一詞在心理分析理論的某些特定分之中逐漸變得突出,這伴隨著一個重點強調的轉換:從伊底帕斯三角轉向母親-小孩關係。在這樣的脈絡下,挫折一般是被理解為這樣的行為:母親拒絕成為滿足小孩生物需要need的對象。以這種方式使小孩受到挫折,被某些分析師認為是精神官能症(neurosis)成因中的一個主要因素。

  英文版的弗洛依德全集以frustration來翻譯德文Versagung。在弗氏的作品裡,雖然這個術語並不是十分重要,但也進入到他的理論術語之中。起初,弗氏只是以上述所描述的方式來討論挫折,例如,他的確將挫折歸於病癥成因的重要位置上,「正是挫折使得病人生病」(Freud, 1919a: SEXVII, 162)。因此,拉岡認為「挫折」一詞「在弗氏的作品中相當於是完全缺席的」(S3, 235),他指出弗氏的Versagung概念並非符應於前述所說的那種挫折。拉岡說,那些以這種方式將挫折概念給理論化的人,偏離了弗洛依德的工作,並且把心理分析理論導向一連串的僵局中(S4, 180)。在1956-1957的研討課裡,他乃根據弗氏理論的邏輯,尋求重新形塑此一概念的途徑。

  一開始,拉岡將挫折歸類為三種「對象匱乏」(lack of object)的形式之一,與閹割(castration)和剝奪(privation)區分開來,雖然他承認挫折在母親和小孩的原初關係中相當重要(S4, 66),但他澄清挫折並不是關於生物性需要而是關於對愛的要求demand。這不是說,挫折與每一個能夠滿足需要的實際對象無關(例如,乳房或奶瓶),相反地,這樣的對象至少在一開始就確定被包含在內了(S4, 66)。然而,重點在於,這個對象(滿足於一項需要,如飢餓)的實際功能很快地就因為其象徵功能而變得黯然失色,主要原因在於它運作為母親之愛的象徵(S4, 180-182)。這個對象的價值因此在於成為一種象徵的禮物,而比較不是能夠滿足某相需要的能力。作為一件禮物,它被銘刻在法則的象徵網絡中,法則規制了交換的循環,故禮物被視為使主體具有某種合法宣告的某物(S4, 101)。恰當地說,挫折只能發生在這種法則秩序的脈絡下,因此當幼兒所要求的對象沒有獲得提供時,我們就可以說挫折是此時幼兒的受虐感(S4, 101)。在此情況下,即使對象最後被供給了,但受虐感(不守信用、不愛我)仍持續留在幼兒身上,他只能去享受做出的需要所帶來的滿足感,以此來安慰自身。所以挫折所包含的並不是不能滿足生物性需要,正好相反,生物性需要作為一種徒勞的企圖被滿足了,它被用來補償真正的挫折,亦即愛的拒絕。

  挫折在心理分析治療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弗洛依德指出,當治療的進展使得痛苦的癥狀消失時,病人繼續接受治療的動機就逐漸降低。因此,為了避免病人全然喪失動機以及過早中斷治療的危險,弗洛依德建議分析師必須「於別處以某種可見的剝奪形式再-安置(re-instate)[病人的痛苦]」(Freud, 1919a: SEXVII, 163)。這個技術上的忠告一般被熟知為禁制(abstinence)的規則,意味著分析師必須持續地拒絕去滿足病人對愛的要求,但他爭辯說,這種挫折的行為不能被視為一種在其自身的終結。反而,挫折要被視為只是一種手段,使得先前要求的符指能夠出現。「分析師是支撐要求的人,不是要使主體受到挫折,而是為了讓那些與主體之挫折相連結的符指能夠再度出現」(E, 255)。分析師要使被分析者的需求處於受挫折的狀態,目的在於超越要求,並導致被分析者的欲望出現(E, 276)。

拉岡不同於弗洛依德之處在於:它將禁制的規則給理論化。對弗洛依德而言,禁制的規則首先是關於被分析者對性活動的禁制;如果病人懇求分析師愛她,分析師必須拒絕以使她受挫。拉岡同意此建議,但他強調,還有更多的一般要求也是分析師要對病人施以禁制、使病人受挫的──病人對回應的要求。病人會期望分析師要遵循日常對話的規則,拒絕遵從這樣的規則──當病人問問題時,保持沉默或將病人的言辭理解為異於其意圖的方向──分析可以有力地配置如何使病人受挫的手段。

拉岡在1961年向分析師提出另一種使病人受挫的方式。亦即要分析師拒絕給予病人焦慮的訊號──分析師從頭到尾都不呈現焦慮,即使當病人要求分析師去體驗焦慮。拉岡建議說,在心理分析治療裡這或許是所有挫折形式之中最為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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