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許維茲之後沒有詩,任何文化批評(封閉論述)來解釋大屠殺,必然失敗。

奧許維茲之後有證詞,而這個證詞,絕不是敘事的整合。

 

1. 奧許維茲之後沒有詩

 

阿多諾(Theodore W. Adorno)關於納粹大屠殺有一句經常被引用的著名格言,它有不同的版本:「奧許維茲之後沒有詩」(After Auschwitz, it is no longer possible to write poems.) ,或是「在奧許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的」(To write a poem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這句格言有相當發人深省的震撼效果,思想家們也有各種不同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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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喜歡《迴路人生》(Cruel & Unusual)這部電影。目前的電影科技太過進步,視覺的效果已經不稀奇了,好電影的重要元素來自於劇本的想像力。

同樣是科幻片,《彗星來的那一夜》也是相當富有想像力,很精彩。但相比之下,《迴路人生》的結局會使得這部片不停留於單純的奇幻科幻片,可以歸類為「心理與倫理」的片子。但《慧星來的那一夜》就只能是奇幻科幻片而已,因為它的結局想像力太狹隘。它在前面開展出一個玄妙奇異的多重宇宙世界觀之後,人性卻沒有獲得改變,人性始終還是同一種,而且是邪惡的那一種。因此,它的世界觀變化,對於人性無法有更好的啟發,使得這部片一下子失分很多,真是有點可惜(有機會的話,可以幫它構思更好的結局)。

但是《迴路人生》就不同了,它是一個結構完整的片子。我所謂的「結構完整」是指說,當它拿來陳述心理分析倫理學的結構時,不會只有在前半部「何謂幻象」(問題在哪裡),也包含了後半部「進入$」(解答是什麼)。有頭有尾,就是結構完整。

我一直在講「穿越幻象」、「進入$」,作為心理分析倫理學的原理原則,但是,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細節內容如何?學生們還是經常感到很模糊。這部影片幫我補充了許多細緻的細節,並且由於它的奇幻成份,更好地把理論中的抽象部分,給具體呈現出來了。

這部片可以談「犯錯」。犯錯不是污點,而是起點,犯錯能讓我們重啟人生,因此是個新的生命起點。「不犯錯的人生」是線性的,這樣的人生靠著良好的自制力,遵循象徵秩序的規範,避開所有的風險,讓生命保持在可預期且穩定的範圍內。不犯錯的人生少了風險,少了失敗的曲折,但也少了考驗與機會。看起來,我是在鼓勵大家都要去犯錯嗎?不是的,我只是陳述事實:很少有人不犯錯。那就好好面對「犯錯」這件事吧。

人可以犯錯,但不要一錯再錯;這個道理看似簡單,其實不然。如何不要一錯再錯呢?在這之前還需要先問:我們真的有覺得自己犯錯了嗎(還是當念頭一碰觸到那件事就趕快迴避)?我們知道自己是「一錯再錯」嗎(還是認為每個錯誤都是不相關的)?最後,能夠杜絕犯錯的那個關鍵契機(重啟人生的起點)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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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異化」三變之一:用回歸克服異化  

 

「異化」(alienation)這個概念源自黑格爾和馬克思。所指的是:人疏離了他的本性,以一種外在於自身之本性的方式活著。他活著像個他人或他物,而非他自己。這裡的本性指的就是他的同一性。

 

在這樣的傳統觀念下,異化是糟糕的,是要被克服的。由於已經預設好一個「本真的同一性」,因此,克服異化的方式,自然就是要讓人回歸於他的本真同一性,回歸於某種整體的、無縫隙的、一致的存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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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創傷的探討不僅卷帙浩瀚,方向也相當多元。伯傑(James Berger)將過去二十多年來人文領域的創傷研究,區分為三個主要的來源。

伯傑的第一個來源是佛洛伊德(S. Freud)對於戰爭神經症的病理學分析,以及官方的「創傷後壓力失調」(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的醫療定義。第二個來源是理論和思辨的心理分析,由佛洛伊德--拉岡(Jacques Lacan)--紀傑克(Slavoj Žižek)這一條路線所構成,分析歷史創傷在社會文化層面所產生的效果。這個部份我修正得比較多。第三個來源是1970年代之後出現的大屠殺研究,以方法學和各種主題來探討見證和證詞。

以他的區分作為基本架構,我修正並整理為下列三類創傷理論的面向。區分只是為了建立概念框架與定位的方便,我們需要留心,事實上這三類理論仍有不少的重疊或交集。

第一類是創傷與病理學。它包含佛洛伊德心理分析學派早期的歇斯底里研究與後來的創傷神經症研究,以及1980年訂立出PTSD官方判定標準之後的相關研究。這一類理論強調醫療的實踐,著重個體病徵的診斷和治療。

第二類是創傷與見證。它源自於納粹大屠殺這個現代時期的巨大歷史創傷,倖存歸來的生還者記述下大量的見證文學,成為理論研究的重要對象。創傷超出了病理學,為我們揭示出歷史的真理,以及社會文化中的敘事、再現、記憶、哀悼等相關問題。這一類的學者有:阿岡本(Giorgio Agamben)、費歐曼(Shoshona Felman)、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卡露絲(Cathy Caruth)等人。

第三類是創傷與主體理論。它以倫理學為軸心,超出歷史創傷,探討主體與原初它者的創傷性遭逢,以及創傷如何作為主體的構成性原理。這類的理論試圖為「創傷」之概念恢復名譽:創傷立基於普遍的存有者,並能作為主體之根源。透過後來的創傷事件,主體將能返回其根源,再度獲得解放與自由。這一類的學者有:紀傑克、瑪拉布(Catherine Malabou)、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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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的《奧茲維茲之殘餘:證詞和檔案》(Remnants of Auschwitz :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一書中,有個片段提到了日本精神病學家Kimura Bin對於心理疾病的分類。這裡先略過阿岡本要討論的主題(這是「羞愧」那一章的一個小段落而已)。要指出的特別地方是,Kimura Bin運用了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當中對於時間性的分析,來幫心理疾病分類。

Kimura Bin所區分的三種時間性是:盛宴之後post festum /after the celebration、盛宴之前antet festum / before the celebration、盛宴之中intra festum / during the celebration。這三種時間性,分別可解釋不同的心理疾病。

 

1.憂鬱症者的「之後」

 

盛宴之後post festum /after the celebration是憂鬱症者the melancholic的時間性。當他在設想「我」的時候,總是以「我曾經」I was的時間形式來經驗這個「我」。「我曾經」表示不可挽回的、已經結束的過去,故只能以一種欠債或罪責debt的方式來考量或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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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營的倖存者李維(Primo Levi)被公認是重要的大屠殺見證者。他是猶太裔的義大利人,從事化學家的工作,戰時被送進奧許維茲集中營。他被釋放之後,不斷地書寫集中營裡的種種現象,成為大浩劫文學(Holocaust literature)的代表性作家。評論者認為他的著作極為重要,作為一個倖存者,他以少見的冷靜、清晰、犀利的思緒,描述並分析著集中營所帶來的種種模糊問題。著名的作品有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Survival in Auschwitz, The Reawakening等。

李維提到了從集中營存活下來的兩種人。他關心的是:到底哪一種人才是真正的證人,以及他們要如何作見證。一種人被稱為「活死人」(Muselmann, Musselman, Muslim, living dead),他們對於自身的經歷保持緘默不語,在集中營時便如此,出來之後也是。另一種人則不斷地訴說,想要把自己的親身遭遇說給其他人聽,他們還不是活死人。例如策蘭(Paul Celan)、艾莫瑞(Jean Améry)、貝妥衡(Bruno Bettelheim)、李維等人,他們離開集中營之後,以論述、詩、散文、小說等各種形式不斷地書寫著、訴說著他們的經歷。

我在這裡要討論的是活死人。

 

1.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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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釋義

 

1.現實reality:日常生活當中可看或可碰觸的種種,可稱為質料現實、客觀現實。現實是雜亂與雜多的,若是無法將它給組織起來,它是無法被理解的。

2.象徵界the Symbolic:將日常現實給組織起來的種種概念或架構,例如自我、記憶、文字、符號、無意識等。它不僅是在心理與思維層面運作,更是在社會文化之中運作。由於它具有組織性,所以又可稱為「象徵秩序」。

3.真實界the Real:上面兩者之外的。它是不可理解的、不可能的。它是虛無、是裂隙、是創傷的遭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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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歸因,會變成牽拖。這種心理過程,在蠟筆小新的電影當中,出現過不少次。例如,在「溫泉防衛隊」那一集當中,壞人主角因為從小慣用的洗澡吊牌被人家拿走,就從此都不洗澡,並組成一個大組織,要報復世上所有人。再例如,在「野生動物王國」那一集當中,壞人主角因為老婆過度購物浪費以及垃圾不分類,就假借環保的名義,將憤怒轉向所有世人,要將不愛環保的世人都變成動物。

這種「牽拖」的心態,已經不只是用「小小的心理糾纏投射為大大的暴力」來解釋這麼簡單,它還會涉及Zizek之心理分析對於批判理論的批評。

以批判理論的立場出發,許多人會將諸多問題歸咎為「結構性、制度性、大環境」因素,例如:全是資本主義的錯,都是異性戀父權社會的錯,都是官僚體制出了問題等等。這樣歸因有什麼問題呢?檢討制度有什麼不妥之處嗎?難道要擁護敗壞的制度嗎?當然不是。檢討制度並不是不對,而是遠遠不夠,並容易將問題給簡化。

我在這裡要分析紀傑克對於批判理論的拆解,對於所謂的「意識形態批判」和「社會革命」的心態分析。

批判理論的想法是:「如果環境不是這樣,我們就會更好,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糟糕。」紀傑克說,這是出自一個認為自己必須要負責,並且心理充滿罪咎感的主體。這個主體的思維邏輯是:把罪責歸諸於大環境,歸諸於社會條件的不完備,歸諸於制度這類的結構性問題,並且,認為自己是包含在環境中的一份子,所以要負起革命之責任。這樣的歸因,完全拋棄了個人內在的心理或存有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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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看到卡通《馬達加斯加》裡面有一段。

森林大停電,猴狐國王做出了一個明顯錯誤的決定,就是讓動物們任憑叢林法則來行事。企鵝老大嚴正反對,國王不聽,企鵝老大跟國王說:「到時候我會跟你說『我當初就告訴過你』。」國王聽到這句話更抓狂,暴跳如雷大聲吼說:「絕對不准跟國王說『我當初就告訴過你』!」

後來,森林秩序果然大失控,動物群起暴動,連國王也陷入危險中,最後,還是企鵝老大救了他。有趣的是,當企鵝老大開口要跟國王說:「我當初就」時,他忽然住口,停頓了一下之後,改口為:「我當初就告訴過你事情會解決的嘛!」我想,企鵝老大並不是怕惹惱了國王,而是想讓自己不要再去做那個一直說「我當初就告訴過你」的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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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控制》(Gone girl)當作愛情懸疑劇、心理變態劇、現代寫實劇都可以,我沒有特別要定位這部電影。我只是想從幾個Zizek的心理分析概念,來發展幾種閱讀這部電影的方法。

 

一、她的「不在」才是徹底的控制

 

第一種方法,就是把電影切一半,只閱讀前半部。如果只有演到這裡,我覺得也算是一個完整的故事。主要的故事是環繞著尼克,愛咪始終都沒有出現,只有間接透過日記本才看見她的身影。這樣的前半部可以發揮Zizek的一組命題:

「不是每天在我身邊的枕邊人時時刻刻在控制著我,而是她的『不在』才徹底地、全面地、如影隨形地控制與掌握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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