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本書的奇怪命運
維瑟爾(Elie Wiesel)在《夜：納粹集中營回憶錄》最後的作者序中，提到關於此書之命運的奇怪現象。
他在四十七年前要在法國與美國出版此書時，一再被退稿，導致它把大量的書籍內容一刪再刪、一改再改，好符合當時的閱讀市場。後來，勉強由某個有勇氣的出版社出版之後，此書獲得好評，但叫好不叫座，銷售量很差。讀者普遍的反應是：讓我們下一代背負著過去的苦難，沒有意義。
然而，時至今日，奧茲維茲卻成為文化主流，特別受到學生歡迎。大量的虛構與學術出版品出現：歷史紀錄、電影、小說、戲劇、研討會、展覽等，硬體的紀念碑紀念館也蔚為風行，並引發大量參觀人潮。
作者自己並沒有特別著力去分析這個奇怪的現象，只是淡淡地給了個大概的理由：可能是，大眾逐漸認知到，劫後餘生的人數日漸遞減，想要趕快分享即將消失的記憶。
我認為，這個現象蘊含著豐富的討論空間，尤其蘊含著我們這個「後創傷年代」的種種對創傷之態度。從不願談論到蔚為流行，背後的心理都是可探究的。
2.一個擾人的問題
幾年前，當我從心理分析的角度，探討納粹大屠殺的心理機制時，曾經在一個學術討論的場合，有人問我：「大屠殺和台灣有什麼關係？」當時，這個問題讓我心中百味雜陳：悲喜交集，啼笑皆非。
悲的是，我們對於重大歷史事件的認識，既缺乏也無興趣。例如，關於納粹倖存者自述的中文翻譯，目前查到僅兩本。一本是李維的(Primo Levi)的《滅頂與生還》，另一本就是這裡提到的《夜》。我最推崇的是《滅頂與生還》，但是多次訂書都無法訂到，書商都是以「已絕版」來回覆。
喜的是，至少還有人想要提問。
啼的是，我隱約覺得這是一個用問號來掩飾句號的問題，意思是說，其實他真正想說的是：「大屠殺和台灣太遙遠，沒啥關係」。這樣隱約的猜測讓我有點兒憤怒與不安。
笑的是，這個問題一出來，便搪塞了所有後續的討論。或許是因為這是個大哉問，需要花上個幾天幾頁的時間來討論，通常應對這種大哉問的方式就是略過它。如此一來，也解除了後續可能隨之而來的尷尬，當時著實令大家鬆了一口氣。有趣的是，也包括我在內。
3.問題梳理
過了幾年之後的現在，我比較能了解，「大屠殺和台灣有什麼關係？」這個問題向我招手的，不是不被理解的情緒，而是問題背後關於它的整個結構性認知。也就是說，當年的情緒其實來自於：自己一下子也無法澄清這個問題的巨大與龐大，湧上來的氣憤，多數是朝向自己。一旦能夠從理論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便很容易擺脫情緒的糾纏。
當年的那個問題，隱約指向一個探索「特殊性創傷」和「普遍性創傷」的意圖。換句話說就是：「歷史創傷是否具有普遍性？」我自己的答案是肯定的。大屠殺不該只是被侷限於地域性的種族仇恨，而是關聯於現代主體性的倫理危機，它是普遍的。
因此，種種的問題可以逐漸將它們梳理出來。
(1)大屠殺和台灣的關係，是要用台灣人的特殊創傷經驗去類比，例如，二二八事件？還是說，每一個台灣人、每一個人，都有可能重複大屠殺，或者是重蹈劊子手的覆轍，或者是與創傷的遭逢？
(2)納粹大屠殺是否和歷史當中的各種殘忍屠殺都一樣，只是其中的一個經常被提到的例子嗎？還是說，它是獨一無二的？這種大規模、有計劃、理性的屠殺，所造成的創傷，是否是最為獨特的？以至於阿多會說「奧茲維茲之後沒有詩」。
(3)創傷是獨特的嗎？唯有經歷過歷史事件的人，才能體會怎樣叫創傷？還是說，創傷是普遍的、超歷史的？每個人都有著原初的創傷經驗？
(4)上一題，如果是前者的話，從旁觀者的角度來說，他依憑甚麼來理解受害者呢？從受害者的角度來說，他就沒有說給其他人聽的必要性了，因為沒有經歷過的人無法理解。那麼，所有的悲傷輔導豈不是都成空言？如果是後者的話，其他人去理解創傷的基礎究竟是什麼？
(5)創傷的背後，對於存在的思維是甚麼？是預設了一種無裂隙且整體的存在嗎？要去彌補、縫合傷口嗎？還是說，存在自身即是無本質的破碎與敞開，我們都會重複與創傷的再次遭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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