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本書的奇怪命運

維瑟爾(Elie Wiesel)在《夜:納粹集中營回憶錄》最後的作者序中,提到關於此書之命運的奇怪現象。

他在四十七年前要在法國與美國出版此書時,一再被退稿,導致它把大量的書籍內容一刪再刪、一改再改,好符合當時的閱讀市場。後來,勉強由某個有勇氣的出版社出版之後,此書獲得好評,但叫好不叫座,銷售量很差。讀者普遍的反應是:讓我們下一代背負著過去的苦難,沒有意義。

然而,時至今日,奧茲維茲卻成為文化主流,特別受到學生歡迎。大量的虛構與學術出版品出現:歷史紀錄、電影、小說、戲劇、研討會、展覽等,硬體的紀念碑紀念館也蔚為風行,並引發大量參觀人潮。

作者自己並沒有特別著力去分析這個奇怪的現象,只是淡淡地給了個大概的理由:可能是,大眾逐漸認知到,劫後餘生的人數日漸遞減,想要趕快分享即將消失的記憶。

我認為,這個現象蘊含著豐富的討論空間,尤其蘊含著我們這個「後創傷年代」的種種對創傷之態度。從不願談論到蔚為流行,背後的心理都是可探究的。

2.一個擾人的問題

幾年前,當我從心理分析的角度,探討納粹大屠殺的心理機制時,曾經在一個學術討論的場合,有人問我:「大屠殺和台灣有什麼關係?」當時,這個問題讓我心中百味雜陳:悲喜交集,啼笑皆非。

悲的是,我們對於重大歷史事件的認識,既缺乏也無興趣。例如,關於納粹倖存者自述的中文翻譯,目前查到僅兩本。一本是李維的(Primo Levi)的《滅頂與生還》,另一本就是這裡提到的《夜》。我最推崇的是《滅頂與生還》,但是多次訂書都無法訂到,書商都是以「已絕版」來回覆。

喜的是,至少還有人想要提問。

啼的是,我隱約覺得這是一個用問號來掩飾句號的問題,意思是說,其實他真正想說的是:「大屠殺和台灣太遙遠,沒啥關係」。這樣隱約的猜測讓我有點兒憤怒與不安。

笑的是,這個問題一出來,便搪塞了所有後續的討論。或許是因為這是個大哉問,需要花上個幾天幾頁的時間來討論,通常應對這種大哉問的方式就是略過它。如此一來,也解除了後續可能隨之而來的尷尬,當時著實令大家鬆了一口氣。有趣的是,也包括我在內。

3.問題梳理

過了幾年之後的現在,我比較能了解,「大屠殺和台灣有什麼關係?」這個問題向我招手的,不是不被理解的情緒,而是問題背後關於它的整個結構性認知。也就是說,當年的情緒其實來自於:自己一下子也無法澄清這個問題的巨大與龐大,湧上來的氣憤,多數是朝向自己。一旦能夠從理論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便很容易擺脫情緒的糾纏。

當年的那個問題,隱約指向一個探索「特殊性創傷」和「普遍性創傷」的意圖。換句話說就是:「歷史創傷是否具有普遍性?」我自己的答案是肯定的。大屠殺不該只是被侷限於地域性的種族仇恨,而是關聯於現代主體性的倫理危機,它是普遍的。

因此,種種的問題可以逐漸將它們梳理出來。

(1)大屠殺和台灣的關係,是要用台灣人的特殊創傷經驗去類比,例如,二二八事件?還是說,每一個台灣人、每一個人,都有可能重複大屠殺,或者是重蹈劊子手的覆轍,或者是與創傷的遭逢?

(2)納粹大屠殺是否和歷史當中的各種殘忍屠殺都一樣,只是其中的一個經常被提到的例子嗎?還是說,它是獨一無二的?這種大規模、有計劃、理性的屠殺,所造成的創傷,是否是最為獨特的?以至於阿多會說「奧茲維茲之後沒有詩」。

(3)創傷是獨特的嗎?唯有經歷過歷史事件的人,才能體會怎樣叫創傷?還是說,創傷是普遍的、超歷史的?每個人都有著原初的創傷經驗?

(4)上一題,如果是前者的話,從旁觀者的角度來說,他依憑甚麼來理解受害者呢?從受害者的角度來說,他就沒有說給其他人聽的必要性了,因為沒有經歷過的人無法理解。那麼,所有的悲傷輔導豈不是都成空言?如果是後者的話,其他人去理解創傷的基礎究竟是什麼?

(5)創傷的背後,對於存在的思維是甚麼?是預設了一種無裂隙且整體的存在嗎?要去彌補、縫合傷口嗎?還是說,存在自身即是無本質的破碎與敞開,我們都會重複與創傷的再次遭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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