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興儀的學術和日常散文

一

在〈如何關心大屠殺？〉一文中，billing對於「大屠殺和台灣人有什麼關係？」這個問題的提問動機，分析得相當有道理，那個提問者確實有這樣困惑。而且不只是他，後來我也經常聽到同樣的問題。

我自己也的確因為這樣的問題感到困惑，困惑的原因倒不是他人無法理解大屠殺的重要性（就連研究大屠殺的學者對於這樣的重要性也是意見分歧），而是困惑於問題的問法。

我們問問題時，習慣於去分類、去比較，習慣於提這種問題類型。

「大屠殺和台灣人有什麼關係？」這個問題就是依著時間、地理上的遠近「分類」，而形成了一個「比較」問題。

然而，這類的問題潛藏了一個隱性規則，就是問題總是要以「我」為中心：離我遠、離我近、與我的關係…等。所以當我們提出問題之前，早就已經接受了「自我中心」之思維邏輯，作為提問的前條件。

二

我並不是說這樣的問題不重要，以自身經驗出發的問題有其切身之處。但是，（或許是我的偏見），我總覺得我們好像只剩下這類的問題了。也就是說，我們會依著時代的思想潮流，把某類型的問題視為理所當然，這類的問題被認為是「優先」要被回答的（有時候，「優先」之外也就沒有「其次」了）。

如此一來，對於提問的前條件，對於問題背後潛藏的隱性規則，我們就不會再更進一步去思索了

依著大屠殺這樁，我把問題分成三種：(1)冷漠的客觀問題，(2)從自身經驗出發的主觀問題，(3).非冷漠非激情的本質性問題。

過去的研究者，經常停留於(1)，問著冷冰冰的遠距問題。現在的發問者則執著於(2)，無法與自身經驗關聯的就不容易被納入理解架構中。我則期待問題能發展到(3)，理論性或哲學性的問題才有可能被問出來。

三

但是，即使去關心問題的性質或本質，也會有不同的提問角度。

如果是從「壓迫-受壓迫」這種階級、種族、權力、利益等社會衝突的角度來看，都更樂生、二二八、大屠殺等，可能都是同一種問題，沒啥差別。

若是從「主體性哲學之危機」來看，只有大屠殺能承擔此一探索。

所以，我關心的是，我們如何對大屠殺提問？我們需要哪一種問題？我們想問哪一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