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流氓：兩種解釋
英國的「足球流氓」(Football Hooligans)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奇特現象。新媒體《轉角國際》有一篇張鎮宏先生寫的〈英國病：足球流氓，英格蘭紳士的暴力變身〉，將來龍去脈介紹得很詳盡，值得參考。我在這裡就不再贅述它的現象。簡單來說，它是一種與足球競賽相關的群體暴力行為，球隊的支持者具有高度的內部凝聚力，向外會對其他隊伍的支持者進行攻擊。甚至，不僅止於對立性的攻擊（攻擊其他城市或國家的球迷），也經常產生沒有理由的、任意的街頭胡亂破壞行為：喝酒、打架、鬧事、砸店砸車等。
針對這樣的行徑，只是用「瘋狂球迷」來形容他們，似乎對他們無法有更多的理解。下面所要討論的是：足球流氓文化的形成背景和群體心理狀態是什麼？他們為何如此？分別有兩種解釋。
一、Llosa：文明的壓抑，以及對壓抑的反撲
Mario Vargas Llosa在一篇小短文〈足球流氓，高度文明化的產物〉中，用古典佛洛伊德的「壓抑」理論來解釋，認為足球流氓是對文明的壓抑所激起的反動，是對文明的反撲。如我們在《文明及其不滿》中讀到的：生活在文明之下的人們，感到內在的本能和激情被壓抑了，這些被壓抑的東西總是在騷動著、伺機反撲。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主張「被壓抑者回歸」(return of the repressed)的解釋。
Llosa釐清了一個常見的迷思，一般人以為英國足球流氓是社會邊緣人或失業者，他們是資本主義下的受害者，其受害導致了不滿的舉動。不是這樣的。Llosa說，他們都是中產階級，有體面的職業：工程師、鐵道員、消防員、飛行員、郵局員工等。他們的收入也能夠負擔得起昂貴的火車票、機票、住宿費用等，追隨著球隊到處跑，旅遊於其它城市或國家，進行破壞性狂歡。並且，他們平日在鄰居和同事眼中，都是彬彬有禮、溫和、樂於助人的形象，並非猥瑣狡猾之輩。
因此，Llosa認為這些所謂的「文明受益者」，是基於對文明社會的單調、規律、無聊感到不滿足，於是「渴望著他們失去的東西：不確定性、風險、本能、激情」。他們的瘋狂暴力行為，乃是釋放出他們無意識當中被壓抑的動物性或原始部落特性，藉此打破文明規範，逾越日常準則，表達對文明的反動。
Llosa在文章的結尾說：「足球流氓不是野蠻人：他是文明的精緻和恐怖的產物」。在他們有教養的裝扮底下，潛藏著被文明面具所壓抑的野蠻性，一旦遇到合適的機會，「被壓抑者（內在的野蠻人）回歸」便導致了狂暴的破壞行為。
二、Zizek：「寬容」加劇了族群暴力，掩飾了階級問題
1.「壓抑」的錯誤之處：訴諸於神秘的生物學本能
Zizek在《The Ticklish Subject》(p.204)中指出：「Llosa對佛洛伊德誤讀，將眼前的暴力噴發給神秘化和自然化：彷彿有一種固著的、不可縮減的憤怒，不被允許的表達，這個傾向必須用另外的方式去表達…。」也就是說，上述Llosa用「壓抑」來解釋足球流氓，預設了一個不透明的東西，即我們的原初本質乃是與動物接近的「自然性」（本能），它是無法被馴服的，是文明的火山岩底層所潛伏的（伺機而動的）岩漿。
這種解釋傾向於「將暴力給神秘化和自然化」。不僅是在診斷上產生錯誤，歸結於某種生物學主義的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不是生物學主義），無法讓我們對於今日的「社會問題」有更具啟發性的想法。並且，在處方或解法上，也會跟著錯誤：要嘛給予一個宣洩動物性的管道（這不就是足球流氓正在做的嗎？），要嘛用更加文明的方式去昇華它（佛洛伊德早已用危險的「超我」來解釋過昇華的不成功）。
對Zizek而言，我們以為我們失去的東西（古老的激情），它並不存在，沒有這個東西。我們渴望恢復的東西，是我們自己想像建構出來的「人工的自然性」。亦即，它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它的「擬似自然」的面貌底下，掩飾了「社會建構」的運作。我們需要揭穿它的「自然」假面具，揭露其下所含藏的社會運作機制。
2.處方的悖謬：當代文明的特徵是「寬容」政策
針對足球流氓的可能成因，Zizek的說法是：「與Llosa明顯相反，我的論點更強：新-納粹光頭黨的族群暴力，不是自由主義多元文化寬容的『被壓抑者的回歸』，而是『直接由它生產的』，是它本身被遮掩的真實面貌。」這段話跳躍得太多（Zizek有時會偷懶，或寫得太急太倉促），需要多做些解釋和釐清。
首先，Zizek把足球流氓的暴力，類比為「新-納粹光頭黨的族群暴力」。兩者同樣都是狂熱地擁抱自身的身份認同，並為了凝聚認同而攻擊其他差異的身份認同者。因此，他並不想區分兩者的差異，直接就歸類為「族群暴力」：基於某種族群同一性而產生的暴力。
其次，他同樣以文明作為背景，但是不像Llosa那樣泛指一般的文明（著眼於乾淨整齊、注重教養禮貌、重視規範秩序等），而特別強調當代的特徵，即「自由主義多元文化的寬容」這個背景。因為這個背景和族群認同的形成息息相關。這裡我們需要補充Wendy Brown在《規制嫌惡》(Regulating Aversion)一書中，對於「自由主義多元文化的寬容」的批判。
在Wendy Brown書中，可以和這裡呼應的一個論點就是：「自由主義多元文化的寬容」（有點長，以下簡稱「寬容」）使得「政治衝突被自然化(naturalize)，以及政治所生產的同一性被存有學化(ontologized)」。也就是說，當我們訴諸於「寬容」作為解決群體政治衝突的策略時（這裡不是談論個人美德的「寬容」，而是談論政治策略的「寬容」），這個解決方法，反而製造了更多麻煩，甚至使得原先的衝突更加強化。因為在「寬容」的訴求下，會自動地「將衝突縮減為存在於各同一性之間固有的摩擦，讓宗教、族群、文化等差異本身成為衝突的固有場所」。
一旦「寬容」被提出來，呼籲保持多元文化之間的和平共處，此時，我們就不再去追問多元文化衝突背後，所存在的各種族群同一性如何被建構出來的歷史過程，也不再考量政治經濟的權力支配問題。「被寬容者剝除掉了歷史和權力的建構，就會被定義為與寬容者之間具有某種自然的和本質的差異」。我們直接就認定各個族群的分立差異是「自然而然就會這樣」（自然化），因為他們的同一性「在存有學上本來就如此」（存有學化）。這裡出現的是「處方的悖謬」：「處方」一旦提出來，就自動回頭去穩固了病症的「診斷」，並且不再質疑這個病症的「診斷」是否正確（其實這個「診斷」是錯的）。
第三，補充了Wendy Brown之後，再回頭來看Zizek這句話：「族群暴力…是『直接由寬容生產的』，是它本身被遮掩的真實面貌」。由於「寬容」直接穩固了族群同一性，使得族群之間的對立變得不可調解，一切對於社會的不滿，都可以歸罪於「是另一個族群害的」（尤其針對移民）。把矛頭指向另一個族群，找到了這個簡易的替罪羊，不僅讓怒氣有了行動發洩的出口，也不必再去追問：族群存在嗎？族群對立是否掩飾了階級問題？我們是否成為穩固權力的共謀？等等這些複雜燒腦的問題。
寬容用「族群」來操作（反而回過頭加劇了族群暴力），實際上為的是遮掩經濟的「階級」問題。亦即，與資本主義合謀的自由主義，在全球化與多元文化的現況下，為了迴避它內在的階級問題，轉而用族群問題來掩飾它（來引導怒氣）。而「寬容」政策正是一個主要的幫凶。事實上，英國足球流氓（或新-光頭黨）這些中產階級，看似過著舒適穩定的生活，但在全球化貧富差距日漸加擴大的背景下，仍然隱約能夠感知到中產階級正在消失中。這種模糊的感知，使他們心理潛藏著不安全感和不穩定感，擔心自己即將落入「不穩定階級」(precariat)。暴力的爆發，乃是來自於不安全感和不穩定感。
三、客觀背景之外，需補充主體的心理機制
Zizek從一個最大的社會結構與背景，來突顯他和Llosa之解釋的差異。Llosa把問題放錯了脈絡，就會問錯問題，當然也就無法提供適切的解決方案。
不過，雖然我們從Zize那邊看到修正後的背景（客觀社會結構的因素），但還需更多地補充主體的心理狀態（主觀的因素）。即這種族群暴力，靠著怎樣情緒或情感來支撐與增強。主要可以討論的有兩種心理機制：怨恨、憂鬱（或躁鬱）。「怨恨」我在其他文章談過了，這裡就不詳談。憂鬱（或躁鬱）是另一個大主題，有待日後另文詳細剖析。
結語部份，我只是要強調。第一，社會結構因素很重要，但要掌握到對的脈絡。第二，只有社會結構因素還不夠（客觀因素），主體的內在條件或心理機制（主觀因素）才是使得暴力最終能被達到、被支撐、被擴張的重要推手。如果要把「社會病症」的診斷做得更清楚，不能缺少這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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