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興儀的學術和日常散文

一、前言

「如果被殺的是你的家人呢？如果你是受害者家屬呢？」反對死刑的人會經常被問這句話。它背後有兩個假定：（一）只有一種受害者，就是受害者家屬；（二）受害者家屬會支持死刑。

我要修正這兩個命題如下：（一）有兩種受害者。一是被個人暴力所侵犯的「受害者家屬」。二是我們所有人，是國家暴力的「普遍受害者」。因此，在死刑制度下，受害者家屬將會遭受兩次暴力。（二）我們怎麼知道，受害者家屬需要什麼？受害者家屬往往比我們更能體驗何謂「寬恕」：寬恕那不可寬恕者。

我主張廢除死刑的理由，並不是站在保護犯罪者人權的立場，我並沒有要為犯罪者說話，也不是自由主義的人權鬥士。我是基於倫理學的理由而反對國家暴力，國家暴力不僅剝奪了受害者家屬的悲傷權利，看不到受害者家屬的長期歷程，也讓所有的人都成為受害者，讓所有人都無法繼續深思人性、死亡、正義的價值。

二、死刑是制度化的國家暴力

1. 古代獻祭

人類學、神話學、宗教學的流傳文本中，有古代獻祭儀式的記載與考古推測。例如，阿茲特克、馬雅、印加等都有活人獻祭的文化，獻祭犧牲者一般不會是相互認同的本地人，他們通常是衣著、語言、習俗不同的外邦人，或是犯了重罪的本地人，或是戰俘，或是從屬國進貢來的人。

當一個群體出現動盪不安時，就會舉行獻祭儀式。選取這一類的人成為被獻祭者，在公開的場合進行各種儀式性程序，最後的高潮部份就是活活殺死被獻祭者。讓眾人圍觀這樁死亡事件，因此而感到安慰和滿意。

2. 過度的模仿

國家執行死刑是對古代獻祭儀式的模仿，邏輯是一樣的：以犧牲某個人的方式來獲得對於共同體的保護，防止共同體產生混亂。

兩者的確有些細部的不同，例如，現代國家的死刑執行逐漸傾向人道，不再出現讓死刑犯受苦，或是讓民眾圍觀等這類恫嚇與示警的作法。但是，在整體結構上，兩者仍然是一致的，甚至，現代國家是一種更為過度地模仿。因為國家將死亡事件用程序和論述給包裝起來，讓人感覺好像是比較文明的，好像是合理與正當的。於是，暴力看起來不再赤裸與血腥，反而更精進、更穩固、更合理。

3. 逾越(transgression)

逾越是指：某種違反倫理或道德法則的行為(the act of transgressing; the violation of a law or a duty or moral principle)。古代獻祭和現代死刑，都屬於逾越。不同的地方在於現代死刑不再為了彼岸的神祇，反而讓逾越制度化，成為國家所專屬的，成為潛藏的、內在的暴力。

兩者都是違反倫理道德的律則的逾越(transgression)，但國家更為過度：把暴力提昇為國家所專屬的，把逾越給內在化。

4. 暴力不該變成制度化與必然的

在死刑制度下，國家運用矛盾、例外來奠基自身。(1)制度原本是防止逾越的，但卻變成：制度本身就是逾越。這是矛盾的。(2)國家原本是保護道德律則的，但卻變成：國家本身違背了道德律則。這是允許例外。(3)國家建立的秩序的根源，在於掌握了死亡的權力，以此作為社會的奠基。

我們可以同意這個命題嗎：「暴力是不正義的，但…..」？

也就是說，我們要接受上述所說的矛盾與例外嗎？我們要讓我們的社會奠基於暴力之上嗎？我認為，這樣的命題，是要被劃掉的：「暴力是不正義的，但…唯有國家可以施行不正義」、「暴力是不正義的，但…我們允許不正義作為社會的奠基」。

我們要區分兩種暴力。犯罪者的暴力是個人的、狂暴的、偶然的罪行，這樣的暴力不能繼續擴張與延伸，不能變成：國家制度的、必然的、常態化的暴行。一旦讓國家掌握了控制死亡的權力，讓暴力制度化與常態化，那麼，我們就被剝奪了對死亡與正義的重新理解之機會，我們就不會再去思考死亡與生命的關係、正義與人性的關係、寬恕與自由的關係…。

這裡作一點小結，重申前言提到的，我所要修正的命題（一）有兩種受害者。一是被個人暴力所侵犯的「受害者家屬」。另一是我們所有人，是國家暴力的「普遍受害者」。

三、聆聽受害者家屬

5. 謀殺案受害者家屬人權促進會

2010年美國「謀殺案受害者家屬人權促進會」(MVFHR)來台訪問，以被害人家屬身份巡迴演講，舉辦「夜照亮了夜：身為被害人巡迴演講反對死刑」之活動。我當然不會把他們當成所有被害者家屬的代表，因為受害者家屬自身會經歷各種不同的悲傷階段，所以無法整理出某種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我這裡僅僅是以他們為示例，說明受害者家屬會某有一個階段，是這樣的：由「被犯罪者暴行所籠罩」到「超脫犯罪者的暴行」。

MVFHR成員透過自己的親身經歷陳述：大家以為受害者家屬贊成死刑、以為把人犯處決就能撫平家屬的傷痛，這是他人錯誤的投射，死刑往往令受害者家屬更沮喪，剝奪了他們經歷傷痛的機會。

其中一個成員，是協會的發起人及執行長瑞尼庫欣(Renny Cushing)先生，他的父親於 1988 年在家鄉新罕布夏州遭到謀殺。另一位成員是協會律師社工凱特洛溫斯坦(Kate Lowenstein)女士，她的爸爸在 1980 年被謀殺。其餘成員也都經歷了類似的謀殺事件。但是，他們仍然表示：一個國家若能奪取人民性命就無法實現真正的民主。並且強調：要真正知道被害人創傷與療癒的過程，就必須看見受害者家屬、聽見受害者家屬、向受害者家屬學習。

6. 我們真的瞭解受害者家屬嗎？

聽聽受害者家屬原田正治先生的故事。原田先生的弟弟被雇主長谷川所殺害，致使原田先生的生命有了重大的轉變，很長的時間，憤怒和悲傷佔據著他的心頭。多年來與審判一路奮戰，長谷川終於被判處了死刑，但原田先生說：「直到被告被判處死刑，我的痛苦和憤怒都沒有獲得一絲絲的解消。這些陳年傷口，從來沒有因為法院或來自社會的力量被撫慰過。」於是，依然悲憤的他，開始去接觸加害者長谷川（故事很長，說到這裡就好，網路上可以找到）。

在《當綠葉緩緩落下》中，另一位凱斯先生的故事這樣的。他的兒子在戲院外面被槍手的突擊而意外喪生，悲傷且憤怒的凱斯先生，非常努力地協助警方。他幾年來忙碌於逮捕兇手，讓兇手伏法。然而，當兇手被判刑之後，他反而產生空虛感，這時他才開始感到失落，才正要開始面對兒子已死的悲傷。

受害者家屬的悲傷之路，會有各種歷程與不斷的變化。死刑的實施，往往會讓受害者家屬沒有機會去經歷悲傷，沒有辦法穿越創傷，並面對生命中的極端考驗。

7. 寬恕：寬恕那不可寬恕的

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說：「如果寬恕是針對那些可以原諒、可以補救的，則人們早就能做到，它不是寬恕。」意思是說，我們一般會認為在談寬恕時，必須有些例外，我們只寬恕那些有資格被寬恕的人，而有些人「絕無法被寬恕」或「不配獲得原諒」。如果是這樣的話，這裡面沒有「寬恕」的意含。既然某人已經有資格被原諒，那又何須去寬恕他？寬恕，正是要去寬恕那不可被原諒的人。

「如果存在著寬恕，那它就只應該寬恕那些不可寬恕者和不可補救者，寬恕要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不僅是針對被寬恕者，同樣的，對我們自身而言也是如此。寬恕並不是要去做那些我早就能做到的事情，而是要做一件對我而言，萬分艱難、難以做到，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故德希達說：「寬恕，如果它存在的話，前提就是它不可寬恕，即不可救贖的、非人性的無限制的尺度。」

最後，針對這個部份作個小結，我要重申修正命題（二）我們怎麼知道，受害者家屬需要什麼？或正在經歷什麼？受害者家屬往往比我們更能體驗何謂「寬恕」。我們都還停留於猜測中，還沒有真切地想要去理解受害者家屬。

四、結語

電影《雙面翻譯》(The Interpreter)女主角妮可基嫚，提到她的非洲故鄉有個「溺斃審判」傳統。如果發生了謀殺事件，則受害者家屬必須先悼念死者一年。一年期滿之後，所有的村民會聚集起來，在河邊舉行歡慶儀式，一整夜。快天亮時，村民便一起把殺人犯的手腳都綑綁起來，然後將他丟進河裡去。當殺人犯在河中載浮載沈時，受害者家屬必須要在眾目睽睽之下做出一個選擇。家屬要選擇究竟是要讓殺人犯就此溺斃，還是自己跳下去把他救起來。

妮可基嫚對著西恩潘說：如果你選擇的是讓殺人犯淹死，你可以獲得所謂的正義，但你的後半輩子都會陷溺在悲傷中，無法經歷與穿越悲傷；但如果你願意接受世界總有不公平的存在，你不再想去報復，甚至親自拯救了兇手，你的悲傷將能被釋放。妮可基嫚說，她的族人們相信，「唯有終止仇恨才能終止悲痛」，因為「報復是一種長期的哀傷」。

我們都需要擁有悲傷的權利，但這是指說：我們要徹底的經歷悲傷與穿越悲傷，好好走完悲傷之路。它起於憤怒，終於寬恕。

簡單結語：當我們面臨最沉重的生命考驗時，如何避免暴力的循環複製，通過寬恕重啟自身的生命？這是共同的人性功課。死刑不僅縱容國家握有支配死亡的權力，並且剝奪了寬恕，讓寬恕不再可能發生。

五、問答

這篇報告提出之後，同學有不少的提問，我在此簡單做一些紀錄。

(1)問：你反對死刑，你的意思是說：做錯事都不必受到懲罰嗎？

答：我反對死刑，也反對死刑變成合理的制度。但是我支持司法與刑罰，也支持制度，你可以瞭解這樣的邏輯關係嗎？反對死刑，並不是反對所有刑罰，這種過度推論是說不通的。

(2)問：若要廢除死刑，是不是應該「有條件的廢除」？

答：當然，我同意死刑的廢除還需要很多配套措施：司法的、教育的、諮商輔導的等等。但是，我經常會想：到底誰先誰後呢？到底是先把條件準備好，才有可能去廢除死刑？還是廢除掉死刑後，那些條件才會出現？意思是說，我們會依賴死刑作為終極手段，只要死刑存在，各種現況何須改變？唯有當我們無法依賴死刑時，我們才會去思考各種可能性與條件。

(3)問：受害者家屬真的不支持死刑嗎？你提到的那些家屬，具有多少代表性？

答：我從來就不認為受害者、倖存者，可以有所謂的「代表性」。沒有誰可以「代表」其他人，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特的個例（在過去的大屠殺倖存者見證中，這個課題很重要）。因為許多人都認為死刑是為了受害者家屬而存在，因此我想要舉出其他例子來說明，也存在著反對死刑的受害者家屬。

(4)問：你說廢除死刑才會讓人重新思考人性價值，但會不因此造成反效果，讓大家以為可以作惡？

答：怎樣的作惡呢？康德區分四種惡，四種太複雜，我簡單分成兩種。一種是出於惡而作惡，就是基於自私的理由而做壞事，這一種大家都知道它不好，是小惡。另一種是基於善而作惡，就是拿著正義的大旗去殺人，這一種很容易混淆善惡，讓眾人誤以為自己真的在執行正義，因此是大惡。殺人犯是前一種，國家執行死刑是後一種。馬克吐溫說：「讓我們陷入困境的往往不是無知，而是表面上看似正確的謬誤論斷。(What gets us into trouble is not what we don't know. It's what we know for sure that just ain't so.)」

(5)問：說不定殺人犯也想一死百了，無期徒刑更加折磨人啊？

答：我沒有要幫犯罪者說話，我並不主張所謂的犯罪者人權，並且，死刑的成立與否，通常也不會去考慮犯罪者的心願。但我可以回答你這個問題。第一。如果犯罪者做了錯事之後，想要快速地規避所有責任，那麼，這正好就是他之前會犯罪的最可能原因：只會用捷徑來達到私慾。這不正是錯誤的教育過程所造成的嗎？而我們最後只能一錯再錯嗎？第二，無期徒刑如果是一種折磨的話，那我們要回頭檢討司法的矯正系統，刑罰的目的只是要去懲罰，而沒有任何教化的功能嗎？

(6)問：為什麼死刑不可以，其他刑罰就可以？

答：對啊，這是個好問題，但我認為你應該要自己回答。這個問題關聯於我所報告的全部內容，正好就是我的報告的大哉問：我們共同的人性功課是什麼？

(7)問：為什麼不可以「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呢？

答：我想，這個問題很難用說理的方式來回答吧，如果我跟你說「那這樣我們跟犯罪者有什麼兩樣呢？人性中還有解放和自由可言嗎？」我相信很難說服你。或許用情感來回答會有點效果，我借用甘地的話：「以眼還眼，會讓全世界變成盲目。(An eye for an eye makes the whole world bl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