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興儀的學術和日常散文

關於「慈悲與謀殺」的議題，學生問道：「如果纏綿病榻的親人，要求我們殺了他，不要再讓他受苦，我們該不該這麼做呢？」

我不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因為這問題的背後還有好多前置問題必須要先談。

首先，「親人要求我殺了他」，這時候，我是否仔細想過，他所要求的是哪一件事呢？表面上，他是在求死，但他所求的是哪一種死？是那種子彈穿腦、停止呼吸的生物學之死嗎？

他所欲求的死亡，僅僅只是受不了身體的痛苦，想要一死百了？還是欲求著如何穿越心理的痛苦，以至於他可以經歷「活著時候的死亡」？

如果我連想都不想，只是單純地相信，他就是想要我給他一槍。那麼，這是不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這樣想？我早就打算要給他一槍？受不了痛苦的人到底是誰呢？是他還是我自己？

其次，跟著上述的內容。「親人要求我殺了他，不要再讓他受苦」這樣的想法，是出自於誰呢？是出自於他本身嗎？還是出自於我呢？

我認為很多時候，這樣的想法不是出自於病人本身，而是出自於我們身旁的陪病家屬。因為我對於他的痛苦，給予一種同情式的看待，給予一種憐憫式的照顧，彷彿他的病痛讓他變得很沒有尊嚴，彷彿他的存在已經是一種多餘和累贅。

是我先把他當成一個病人來看待，他才吸收了我對他的凝視，他才認同了我對他的眼光，他才認定自己是一個應該要結束生命的人。

因此，針對這個問題：「如果纏綿病榻的親人，要求我們殺了他，不要再讓他受苦，我們該不該這麼做呢？」我主張，我們的第一個反應，不是去考慮要不要拿槍，而是應該回過頭來想想，自己到底是用怎樣的凝視在影響著他，以至於他會提出這個要求？嚴格說起來，這個要求到底是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