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拉馬戈《投票記》：高明的政治寓言
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的小說《投票記》(Ensaio sobre a lucidez)可以說是之前的另一本小說《盲目》(Ensaio sobre a cegueira)的續集。但是若沒有看《盲目》也沒關係，《投票記》所提到的前書內容，很容易就會懂，可以輕鬆地隨著書本的脈絡閱讀。
若是直接用西班牙文的書名翻譯，《盲目》可以翻譯為「失明記」，《投票記》可以翻譯為「復明記」。前者在講一場突然降臨某城市的失明流行病。導致人人相互傳染而瞎了眼睛，先發病的居民在這場盲瘟疫中被隔離起來，隔離所從本來的約略有秩序，逐漸到失序，盲暴徒持槍搜刮財務並強暴婦女。在這場盲瘟疫中，唯一一位沒有失明的女主角是眼科醫生的太太，她混在盲人群中，暗自幫助丈夫、幫助群眾，還殺死了強暴婦女的惡徒。最後，隔離所已經沒有了軍隊看管，她帶領一小群人，走回各人的住家，並找尋食物，度過艱苦。醫生太太可以說是整個故事中的英雄人物。
而《投票記》發生在盲瘟疫的四年之後，同一個城市的選舉，出現了大量的空白票，數目之大，足以撼動政權。空白票嚇壞了統治階級，政府官員忙著處理這群看不見的「內部敵人」，或將其稱之為「叛亂份子」。最後，政府官員想要找個替罪羊來為這個空白票事件頂罪，多年前那位唯一沒有失明的醫生太太，被認為是空白票的幕後操弄者。政府官員把毫無關連的兩件事，硬是給拉在一起，突顯了自身在無能和恐懼之下，最方便的權力濫用，以及莫須有的歸罪。
這兩本書都有相同的風格，薩拉馬戈不使用引號，不標示說話者是誰。讓讀者自行從話語的脈絡中去辨識。這樣子讀起來，讓人特別認真，仔細地在行距中想像並辨識到底是誰在說話，相當有趣。還有，薩拉馬戈不使用人名，只是為每個人物標示他在故事中的某個身份，或是某個特徵，例如：大隊長、內政部長、醫生太太、帶墨鏡的女孩等。
空白票的威力：它者的震撼
這個城市是首都，舉行選舉的那天下大雨，壞天氣可能是阻礙投票的日子，這次的投票結果開出來，有百分之七十的空白票，不同路線的三個政黨只獲得了約百分之二十四左右的有效票。這個結局嚇壞了所有政府官員，他們不僅困惑驚愕，並非常惶惶不安。官員們無法接受這個結果，決定在八日後重新舉辦一次選舉。八日之後，是個大晴天，居民有序地排隊出門投票。但是結果一公佈出來，照樣嚇壞政府官員：三個政黨共獲得百分之十七的有效票，而空白票高達百分之八十三。沒有人缺席，沒有人投廢票。
政府官員想調查，但問不出來，到底誰投了空白票。驚慌失措的眾多部長聚在一起開會，意見分歧，有部長認為這是一場叛亂，建議封城：
「所以說，宣告封城就等於說，國家的首都被敵人包圍了，封鎖了，圍困了，而其實敵人，如果我可以說對方是敵人，敵人不在城外，而在城內。」
有部長不同意，
「容我提醒一下這位親愛的同僚以及在座所有首長，市民在決定投下空白票時，只不過在行使法律明文賦予的一種權利，…」
用「叛亂」來指稱他們，是不合宜不適當的。當民眾施行了法律所賦予的權利時，你如何能說這是叛亂呢？空白票完全是合法的，只是它的結果並不是政府機構所希望看到的，而且是一點都不想要的結果。他們制定了這個權利，卻希望這個權利不會被使用，不可能被使用。
政府還是採取了封城，但是人民絲毫不為所動，整個城市安靜如既往，沒有喧囂、沒有暴動、沒有抗議。官員們則疑神疑鬼，派特務幹員到處去問：你投了空白票嗎？你投了空白票嗎？你是不是投空白票？市民當然沒有義務要回答。
後來，民眾被問得不耐煩了。某天早上，街道擠滿了人群，
「人人胸前都貼著貼紙，貼紙尚以黑底紅字寫著，我投了空白票。建築物的窗前懸起了巨大的海報，海報上以紅底黑字寫著，我們投了空白票。但最令人嘆為觀止的，是行進中的示威隊伍頭頂上飄揚著綿延不絕的白旗…。」
空白票不是廢票，空白票上面什麼都沒有，空白票是個虛無。虛無的威力，大過所有實質和有形的東西。投空白票的居民，不用吵鬧和喧嘩來表達他們意見，只是用安靜無聲的選票，和集體上街承認自己的空白行為，來宣示。
比起上次的盲流感，這次的傳染，顯然是一種眼睛復明之後的傳染，傳染的是清晰明白的無聲話語，是經過深思熟慮、審慎名變得一次行動。
集體投空白票的民眾，就像是S. Zizek的它者(Other)，它以一種撼動與震驚對方的姿態，展現了炫目的驚奇，強力地震撼了對方，用虛無向著政府官員喊話，喊著無聲的、卻又大聲無比、震耳欲聾的話語。
它者，就像是精神病人的分析師，他給予了一劑強力的治療藥方，展示了自己的空白的臉孔、空白姿態，讓對方無法捉摸、無法猜測、無能解讀。因此，它者總是能撼動心智混沌的病人，打擊病人的扭曲思想，中止病人的無病呻吟。這裡的精神病人，就是這群政府官員，就是那些有眼睛的有視力的、卻依然如盲目般的國家機器代理者。
它者的空白行動，撼動了國家機器的象徵秩序，摧毀的日常運行的陳腐秩序，帶來了新的秩序。這個新秩序是一種革命，無法用先前的任何舊有語詞來定位它，無法確切地用既有的思緒來理解它。在它者面前，舊秩序是無能的，舊秩序是癱瘓的、僵死的。
無能的反擊：政府報復民眾
民眾承認投下空白票的遊行舉動，事實上只是把已經出現的空白票選舉事實，再度呈現一遍罷了。但這個舉動卻大大地激怒了政府官員，他們對此一籌莫展，不知道該如何應對，他們挫折、他們憤怒。
它者的姿態，帶給象徵秩序莫大的震驚，這些政府官員感到顫慄與驚悸，他們無能於消化或理解這裡面所具有的政治意義或革命意涵。他們只是因為自己的理解力癱瘓，而感到恐懼。恐懼無法緩解，就會演變成憤怒。經常是這樣的：自身內在的害怕和羞愧，總是會立即轉而向外，想要釋放出去，轉變成對他人的憤怒與攻擊。
這個政府就是這樣，因無能，因恐懼，因羞愧，而轉變成憤怒，轉變成攻擊，轉變成預設某個敵人的報復行動。所預設的敵人，就是民眾。政府官員從來都不會反思自身，或是說，能夠有反思能力的政府官員，早就辭職了，早就去投空白票了，剩下的，就是一群無能於反思的官僚，僅僅只是官僚而已。對著空氣，揮舞著權力，彷彿這樣便是有所作為。
於是，政府官員作出了一個決定，他們要撤離首都，將機構移往另外的他方，放棄這個城市，不再承認它是首都，讓它自生自滅。
「…將政府單位一一撤到另一個城市，那個城市將成為本國的新首都，接著我們要撤除目前所的軍隊駐紮，撤除所有的警察機構，這個釜底抽薪的辦法意味我們將完全放任這個反叛的城市自生自滅…。等到這個城市再也受不了這種孤立、這種羞辱、這種鄙夷，等到生活變成一團混亂，那些罪民便會垂頭喪氣地前來乞求我們原諒。」
這個決策，聽起來，好像父母要懲罰小孩子那樣，但在這裡，小孩卻沒有做任何錯事，純粹是父母自己情緒失控。政府其實只是為了報復，報復民眾讓他們下不了台。其實只是為了讓民眾產生被拋棄感，然後，想像著、期待著民眾能感到懊悔與歉疚，能夠來抱政府大腿，甚至苦苦哀求政府回頭。政府的決策沒有任何的建設性，純粹是賭氣的動機、是幼稚的出發點。然後，還沾沾自喜地認為作出了一個了不得的決定。
撤離首都出發的時間，定在半夜的三點鐘。凌晨的悄悄行動，是出於政府官員自己的心結，因為害怕民眾發生暴動，所以選在大家都酣睡之時，選在夜幕高黑之時。沒料到，車隊準時凌晨三點出發，出現一幕幕令人震撼的畫面。
「當車輛沿街進行時，建築的正面一個個亮了起來，從頂層一路亮到底層，由提燈、檯燈、聚光燈、手電筒點亮，有枝形吊燈的地方點亮了枝形吊燈，甚至可能連古老的銅製油燈也點亮了，每扇窗都大大敞開並亮著光，亮出了一條洪水一般浩大的光之河，由白色火焰製成的水晶增殖繁衍，指出了道路，照亮了背棄者的逃生路線，好讓他們不致迷路，也不致走岔了路。」
這樣的一種全民歡送，無疑地大大打擊並困惑著政府官員，他們驚奇錯愕，迷離困惑，恐懼不安。他們無法理解這樣的行動所包含的意思，他們被丟入無知的深淵之中。
「總理的心中不斷回想著當樓房中第一抹燈光亮起時震撼到他骨子裡的那股驚恐顫慄。縱是最冷靜的政治人物也絕對會為此心煩意亂，這樣的情況無疑是教人心慌的、教人煩惱的，但更糟、糟得多的，是那些窗前完全沒有人，彷彿這些官員得出對正愚蠢地逃離虛無，彷彿敵人對這些軍隊、警察、戰車、和水砲車嗤之以鼻，於是他們連戰鬥的對手也沒有了。」
官員在黑夜中逃跑，民眾則用亮光為他們開路。這裡面，一個是黑暗盲目的象徵，一個是啟蒙眼明的象徵。
官員無能，只能用拋棄民眾的方式來報復，官員恐懼，只能用黑夜逃跑的方式來反應。就像四年前那場盲流感那樣，最後整個城市的混亂，來自於官員們紛紛離開了職守，拋棄了民眾。現在，官員再一次作了同樣的行動，不同的是，四年前或許情有可原，因為那些官員們也都瞎了眼睛。但是這次，官員們的眼睛是好的、是看得見的，但是他們的心靈照樣是盲目的。
這次，唯有民眾的眼睛是光亮的，他們投空白票的舉動、承認頭空白票的遊行，以及在黑夜中用燈光送別撤退的官員，都是在表達他們的不信任，表達他們對國家機器的失望：看！你們還是瞎的，從四年前，你們就一直瞎到現在，整個政府都是瞎的！
民眾沒有說出口，但這種集體的、沉默的、安靜的演示，無疑地是更大聲音，是震耳欲聾的無聲抗議。
拒絕尋找替罪羊：巴圖比的英雄
故事的後半段，作者薩拉馬戈把焦點轉向到個人的身上，描述了一個英雄人物的行動與轉變，這個英雄人物是執行偵查的大隊長。
有人寫信向政府，告發了醫生太太，說她四年前沒有瞎，說她當時還犯下了一樁殺人案件。
內政部長見獵心喜，認為這是好機會，可以把這件事和今日的空白票事件聯繫在一起。但也有官員嗤之以鼻，認為這樣的一封告密信是種背叛，醫生太太帶離小隊眾人逃生，而被她營救的人卻回過頭來告發她，此人的品德操守有待質疑。並且，一個女人當時沒有瞎，和現在幾十萬的空白票，要能產生關聯，也是太大的無稽之談了
但是內政部長不聽，他堅持，這個沒有瞎的女人，一定是空白票事件的主謀。內政部長不在意醫生太太的所犯下的殺人案，反而把目標集中在當時她是唯一一個沒有瞎的人。沒有瞎，只是個偶然，但這個無關偶然被內政部長必然地和今日事件連繫起來。就因為醫生太太沒有瞎，她是特殊的，所以今日神奇的空白票事件，也是被這樣特殊操作出來的。如此荒謬的邏輯，也唯有政治人物想得出來了。
內政部長派了三人一組的偵查小隊，前往被封城的城市，去調查醫生太太，以及當初從隔離所逃出來的那一小群七個人。其中，小隊的領頭被稱為大隊長，他和同僚盡忠職守地一一訪談了眾人。他親自訪查了醫生太太，也知道當時她之所以殺人，是因為那人正在強暴婦女，她只是執行正義而已。一番訪查之後，大隊長得知醫生太太受到眾人的尊敬，除了寫密告信的那人之外，大家對於醫生太太當時的英勇保護行為，都表達了感激和敬意。
幾次的來來回回的與眾人訪談，大隊長對於自身執行的任務開始動搖。不，應該說，是不再信任。「因為醫生太太四年前沒瞎，所以現在也正暗中策劃反政府行動。」內政部長的這個荒謬邏輯，已經無法說服大隊長了。投空白票，不是個錯，更不是個叛國行為。醫生太太四年前沒瞎，與空白票沒有任何因果關係，更沒有一丁點的牽連。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內政部長要尋找一頭頂罪的替罪羊，來為這個空白票事件解套，來為他自己的官位，作出一個政績。這種心態，相當相當可鄙。被選為替罪羊的人，通常只是剛好而已，湊巧地被選中。原因不重要，再荒謬都能被接受。因為兩件事情已經被連結起來，其中的毫無意義，已經被灌上了密謀的意義。此時，媒體已經被內政部長掌控，刊登出醫生太太等七人的照片，並且聯繫於空白票的叛國事件。官員一旦和媒體共謀，編造故事的能力就更強了。
然而，大隊長正義地背叛了他的任務，背棄了內政部長。他不僅通知了醫生太太，讓她知道她正要被灌上罪名，被選為替罪羊。他還為報社寫了文章，將自己這次的行動揭露出來。大隊長找到一家小報社，冒著風險，把自己寫的文章，要求對方刊登。報社總編輯好奇地詢問大隊長，既是政府派出的密探，為何會採取這樣的行動，這樣充滿危險的行動？大隊長說，
「當我們出生時，當我們進入這個世界時，就好像為未來的一生簽訂了一紙協議，但或許有一天我們會自問，是誰替我簽了這紙協議，我便自問了，答案便是這張紙。」
「一出生便簽訂的一紙協議」，我想，講的就是我們的良心。良心是我們生來具有的契約，也許是上帝幫我們簽訂的，也是我們自己前世簽訂的。大隊長無法背棄這份生而具有的契約，它顯現在此時這個重要的關鍵時刻，即便危險，也要揭露正義的實情。好在總編輯也算是有良心的，雖然只有刊登了一小塊，但文章仍是講出了於大隊長這五天調查出來的實情。
不過，報社的報紙第二天就被扣押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這前一天被刊登的一小塊文字，後來被私下地傳遞了出去。
「城裡發生了奇怪的事，男男女女都在分發小片小片的紙張，拿到紙的人停下腳步來閱讀，然後迅速塞進口袋裡，他們剛剛也分發了一張給大隊長，那是被扣押的那份報紙上的文章影印本，就是標題為此案是否另有內情的那篇文章，那篇在字裡行間悄悄述說過去五天來事件真實經過的文章，大隊長再也克制不住，當場如個孩子般抽抽噎噎哭泣起來…。」
成千上萬份的影印本，飄落在城市的各個角落。人們自動地打印這份文章，也難怪弄哭了大隊長。他的正義感，他對政府的失望感，他對於空白票民眾的信心，都在這一瞬間，獲得了滿足。
薩拉馬戈的英雄人物，總是充滿了正義、同情、啟蒙的元素，從醫生太太到大隊長。姑且不論他們的結局如何（這裡就不暴雷），但是這些英雄表現出他們該有良心，依照一出生就簽訂的那紙契約，履行了作為人、具有人性之人，應當有的作為。
S. Zizek經常提到「巴托比的政治」，巴托比是一位抄寫員（出自小說《抄寫員巴托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他反覆說著一句話：「不，我寧願不。」這句話是以否定的姿態，拒絕去執行象徵秩序或國家機器指定的行為，是一種以拒絕來表達抗議的積極行動。民眾的空白票，就是一種巴托比的政治，「不，我寧願不圈選任何人」，在否定中，積極地表達了對政府的不信任與失望。同樣的，大隊長也是一種巴托比的政治，「不，我寧願不執行內政部長的命令」，在否定中，積極地聽從自身的良心，表達了拒絕尋找替罪羊、污衊英雄的骯髒作為。
讀薩拉馬戈的小說，真的很有趣，Zizek的許多概念，都會在書中的文字中隱隱浮現，抽象的概念能夠一一被具體的人物或劇情所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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