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羅蒂藉由普魯斯特把反諷主義給小說化的同時,他連帶也解消了反諷主義理論的內在衝突。意思是說反諷主義小說與反諷主義理論之間並不只是上述簡單的微敘事與後設敘事之間的對立,而是文學作品與文學批評之間的對比。也就是說,羅蒂把反諷主義理論家們轉變為文學類型的創造者、一種專精於追索終極語彙的文學批評家。文學批評的新角色使得「反諷主義理論就像一個梯子,一旦瞭解了形上學前輩的理論化衝動,就必須立刻丟棄」。於是乎,反諷主義文化這才成功的由形上學文化過渡到後哲學文化。

歸根結底,羅蒂認為反諷主義理論最引人詬病的地方在於「由於理論家想要看到而非重新安排,想要超越而非操作,因此他必須擔心一個所謂的自我指涉問題--亦即必須利用他自己的理論,來解釋他自己為什麼能在再描述上達到這樣空前的成功」。也就是說,就是這個自我指涉的問題在自我創造與關係之間劃上了不可逾越的自律界線:小說家忙於安排美麗而新奇的東西,毫不關心自我指涉;理論家則念念不忘自我指涉,並希冀崇高而不可言欲的東西。

然而,自我指涉在這裡指的究竟是什麼?是文學家的內在心靈還是文學創作中的約定俗成?如果自我指的是文學家的意圖,則羅蒂便混淆了在美學範疇固有的文學作品與文學家的區別,並使得羅蒂式的文學評論掉陷心理主義的困境之中;如果自我指涉指的是文學家清楚的意識到支配其創作的各種約定俗成,那麼文學家也照樣自我指涉--亦即必須利用他自己的小說,來解釋他自己為什麼能在創作上達到這樣空前的成功。

也就是說,小說家亦如理論家也要面對種種式式的風格、技法和典範,她絕無法對不可共量性興趣缺缺而僅僅滿足於純粹的差異。我們在此甚至可把羅蒂這種漠視典範與不可共量性的美學態度視為一種鄉愁,一種希望回退到浪漫主義的鄉愁,他希望把反諷社會重新打造為藝術的原鄉,並在其中盛讚天才、加冕詩人。

那麼普魯斯特又在「追憶似水年華」中指涉什麼呢?

首先,普魯斯特曾就究竟應以第一人稱或是沿襲第三人人稱來發展敘事觀點而苦思十五載,並在最後才決定採用第一人稱。這個漫長的文學沈思指出即使普魯斯特採用第一人稱,那也並不代表「追憶似水年華」只不過是記錄他個人的私密自傳,也就是說,滿佈書中的第一人稱並不僅僅等同於自身(me,myself):馬賽爾對記憶的探索並不可以直接的代換為普魯斯特的生命;而後者也不是以全知觀點來迫使馬賽爾回憶。

事實上,馬賽爾往往陷溺於令他苦思不解的文學召喚,而「追憶似水年華」一書則是為了鋪陳這個召喚,為了鋪陳主角馬賽爾最終如何成就其文學生命。也就是說,藉由第一人稱(I),普魯斯特訴說文學心靈的普遍成長故事。因此,「追憶似水年華」令人玩味之處在於普魯斯特以小說技巧改變了自傳的美學結構,而形成特殊的小說--自傳(這指的是此書必先是小說,才成其為自傳)。

其次,如果馬賽爾一如任何其他小說中的主角,都是虛構出來的敘事觀點,以利於小說家發展故事情節之用,那麼為什麼他與普魯斯特之間竟有這麼多生命經歷上的相似之處(例如都叫馬賽爾、都同樣熟稔馬德蕾娜小甜餅、都努力活脫出文學生命)呢?這種複合的自我指涉問題指出若非馬賽爾積極的回溯其記憶,那麼普魯斯特就將面臨沒有故事可寫的窘境,而這時小說--自傳反倒成為自傳--小說(此書必先是自傳,才成其為小說)。然而不論是小說--自傳或是自傳--小說,通貫書中的的自我指涉問題並不限於心理學意義下的自我同一性,而是作者與主角之間相互依存的共生關係。

「追憶似水年華」一書雖然指出「普魯斯特的自我創造過程使他擺脫了與超然權力的想法」,但這絕不意味普魯斯特只是孤伶伶的紀錄早已遠逝的生命記憶,而是指出作者與主角之間形成了巴赫汀所謂的多聲部或複調。多聲部或複調指出馬賽爾與普魯斯特之間處於視域剩餘的狀態:作者的書寫驅使主角回想起美妙的無意識回憶;主角所追憶的往事則令作者無暇記錄。然而,當羅蒂宣稱普魯斯特是自我創造的主體時,巴特的絕妙評語則發人深省,巴特認為在小說完成之日,文學家普魯斯特也必須死去,以防止普魯斯特又再度活出令主角馬賽爾窮所追憶之事。

因此,即使羅蒂強調自我是偶然的,是由一堆信念與慾望所堆砌而成,但是由其所評析的「追憶似水年華」來看,原型的反諷主義者(小說家普魯斯特)似乎並不是那麼的偶然。因為即使他可以透過再描述以生出自己,但是他仍舊保有主體性的人性外衣,他並沒有真正改變其人性結構。也就是說,即使當改變生命的分娩契機來臨時,反諷主義者所重新接生出來的雖然是全新面貌的自我,但她將仍然是個自我。若套用萊布尼茲的那具名言:「為什麼總是有,而不是無?」,我們也可對反諷主義者說:「為什麼總是自我,而不是他者?」。

當我嘗試將普魯斯特後現代化的時候,我發現其實我們可以重新閱讀這一章的問題與焦點(例如我們可嘗試將本文的標題由自我創造與關係改為自我創造與他者),並將引含在文本背後的自由主義企圖重新定位。羅蒂在文章中所採行的基本策略是將反諷主義理論收攏到反諷主義小說之中,如此一來,羅蒂一方面既消去反諷主義中所可能挾帶的公共意涵,另一方面又可將反諷主義定格在自律的安全範圍中。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羅蒂式的自由主義--反諷主義的完美結晶是奠基在北美的特殊歷史脈絡上,也就是說,羅蒂的北美一如尼采的歐洲或是黑格爾的日耳曼,都是比自律創造更大的東西。即使北美在政治與社會實務上是非集體主義與民主的,即使她在全球化的趨勢中仍然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但是,這種「北美命運」不過是另一種歷史主義,她「事實上只是以另一種方式,利用聯繫攀附與道成肉身的思想來抵抗人生無常而必死的思想而已」。

因此,當羅蒂將反諷主義限定在私密的自我創造之中時,他其實已經隱含了特殊的公共訴求。只不過他不再像早先所談論的反諷主義理論家一般,率直而毫無反省的直接求助於更大的東西。他這次運用的是間接或甚至是否定的方式將反諷主義者牽連到公共事務上,他以淘空反諷主義者的方式來證成其公共責任,並任由蒼白的自律單子孤獨而自信的瑟縮在公共場域的一隅。

這也意味著在後現象學的時代,我們對於他人的關懷不再能訴諸於胡賽爾式的類比推理或是梅洛龐蒂式的被動綜合等等具體而有限的感覺,因為他們所謂的感同身受仍然是立基於主體中心(超越意識、身體主體)。相反的,在文學歷程中所展示出來的作者與主角的共生關係往往超越了創作者所能想像的複雜與豐富,在小說構架中作者甚至於是主從於小說人物的。也就是說,小說家普魯斯特是向作為他者馬賽爾忠實而開放的:若非馬賽爾念念不忘其文學職志,普魯斯特最終也不會成為一代文學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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