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興儀的學術和日常散文

阿多諾(Theodore W. Adorno)說：「在奧茲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的。」(To write a poem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

這句名言經常被引用，也有各種歧異的解釋。單單這樣一句命題，就點出了豐富的思考。

浪漫主義直接或間接導致了奧茲維茲？奧茲維茲是一件政治和美學結合的作品？政治和美學的結合總是災難性的？詩的創造性必然伴隨著否定和死亡？藝術創造和倫理二者無法相容？美學的恐怖是哪一種恐怖？

我在這裡沒有要討論上述問題，那是我目前能力無法做到的。

藉由和阿多諾的對比，我要引用另一位歷史學家Paul Hilberg的句子：「我不是詩人，但是如果阿多諾的陳述真實地在我身上引發思維，那麼，在奧茲維茲之後去書寫註腳不也是同樣野蠻的？」

Hilberg這段命題同樣相當豐富。歷史學家的註腳是客觀歷史呈現的證據，但，奧茲維茲有所謂的客觀性嗎？或是說，奧茲維茲早已摧毀了客觀性？歷史學家一向掌握了歷史解釋權，但，誰敢說他可以掌握奧茲維茲？歷史文獻學在奧茲維茲之後，還能存在以及還需要存在下去嗎？或是說，歷史書寫沒有了註腳，還能怎麼辦？面對奧茲維茲，歷史學家的任務還能是什麼？

這兩位思想家，都試圖從一樁歷史重大事件開始，對自身的學科與任務產生深刻的質問，勇於搖晃自身學科與知識的邊界，讓自身學科被衝擊或甚至瓦解。

奧茲維茲不是知識的對象，不是要去認識與要去瞭解的，更不是一個層層包裹的神秘之物，可以任意去解釋它、挖掘它。而是，當我們一接近它，它立即質問了我們的存有狀態，我們要勇於被它所焚燒或炸開，它是我們lack of being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