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諾(Theodore W. Adorno)說:「在奧茲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的。」(To write a poem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

這句名言經常被引用,也有各種歧異的解釋。單單這樣一句命題,就點出了豐富的思考。

浪漫主義直接或間接導致了奧茲維茲?奧茲維茲是一件政治和美學結合的作品?政治和美學的結合總是災難性的?詩的創造性必然伴隨著否定和死亡?藝術創造和倫理二者無法相容?美學的恐怖是哪一種恐怖?

我在這裡沒有要討論上述問題,那是我目前能力無法做到的。

藉由和阿多諾的對比,我要引用另一位歷史學家Paul Hilberg的句子:「我不是詩人,但是如果阿多諾的陳述真實地在我身上引發思維,那麼,在奧茲維茲之後去書寫註腳不也是同樣野蠻的?」

Hilberg這段命題同樣相當豐富。歷史學家的註腳是客觀歷史呈現的證據,但,奧茲維茲有所謂的客觀性嗎?或是說,奧茲維茲早已摧毀了客觀性?歷史學家一向掌握了歷史解釋權,但,誰敢說他可以掌握奧茲維茲?歷史文獻學在奧茲維茲之後,還能存在以及還需要存在下去嗎?或是說,歷史書寫沒有了註腳,還能怎麼辦?面對奧茲維茲,歷史學家的任務還能是什麼?

這兩位思想家,都試圖從一樁歷史重大事件開始,對自身的學科與任務產生深刻的質問,勇於搖晃自身學科與知識的邊界,讓自身學科被衝擊或甚至瓦解。

奧茲維茲不是知識的對象,不是要去認識與要去瞭解的,更不是一個層層包裹的神秘之物,可以任意去解釋它、挖掘它。而是,當我們一接近它,它立即質問了我們的存有狀態,我們要勇於被它所焚燒或炸開,它是我們lack of being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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