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興儀

弗洛伊德說,「原初失落的母親」乃是我們人類「普遍的原初認同」,並且,正是因為此一原初對象的喪失,才後續地構成了父親的法則,構成了我們社會的象徵秩序。

弗洛伊德的這個說法,到了當代詮釋者的手上,有了不同的轉變,使得哀悼和憂鬱兩者的價值被顛倒過來。

女性主義說,正是由於父親之法則的權威與暴力,才排除了原初的母親。哀悼的態度表示已經遺忘了原初的認同,毫不質疑地接受父權的支配。相反地,憂鬱則表示對於「原初集體認同」的堅持與念念不忘,例如,女同志的愛戀關係,便是因為想要在同性伴侶身上,找回原初失落的母親。她們拒絕接受父親的法則,因此而被父權社會所排斥。

同樣的,像是印度安原住民這樣的少數民族,也適用於此一說法。他們被外來民族所殖民,殖民者強佔了他們的文化主權,移置並取代了他們的民族同一性。這使得他們喪失了原初的民族集體認同,而試圖要將它給找回來。。

對於這類少數族群來說,「喪失認同」是她們被邊緣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構成憂鬱的主要原因。下一步,當然不能退回去哀悼,否則就會變成被主流權力給馴化。而是相反地,要仰賴憂鬱來行動,也就是說,必須要積極地回復失落的原初認同,用它來對抗殖民者的霸權。

因此,在這種當代的多元文化政治氛圍下,憂鬱不是病態的,而是一種執著於尋根的鄉愁,是一種對家園的緬懷。更強烈的態度是,如果有誰不抱持著憂鬱的態度,表示忘記了自己最初的起源,遺忘了自己的根,而投入到權力的懷抱,站在主流支配權那邊,

然而,紀傑克(Zizek, S.)說,這種對於「喪失認同」的執著,其實乃是「認同於喪失」。他認為所謂的「原初失落的對象」是回溯出來的,是在喪失之後,才能夠用懷念的方式將它給保留住。在還沒有喪失之前,它並不存在。必須要在喪失之後,它才具有支撐的重要性。

換句話說,我們想要保留的,不是某個實質的根源性中心,而是將喪失當作中心,以紀念與緬懷的方式掌握著它。我們被這個喪失所引導,持續地追尋著它,把它當成一種「不存在的存在」。這將衍生出後續的危險,我們可能會在它還存在、還尚未喪失之前,就先把它給消除,為的是要主動讓它變成喪失的對象。

例如,某個男生一直念念不忘他的前女友,總是在尋找合適的女生,能夠滿足他心目中的前女友形象。事實上,每一個他所遇見的新女友,他都已經預設了「她們都不是她」的這個條件。以至於他總是找不到適合的女友,也因此他可以永無止境地一直追尋下去。

如果只是想要一直追尋某個空的對象,這還不打緊。更令人擔憂的是,他主動地創造了這個喪失的對象。當初他和前女友分手的原因,正是因為他想要對她念念不忘,他對前女友說:「我跟你分手,是因為我想要記住你」。

當然,紀傑克不同意後來的顛轉,把憂鬱的地位提升到哀悼之上。但是他也不同意退回老式的佛洛伊德解釋,認為哀悼是健康的。他對於這兩個概念都不贊同,這是下一段要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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