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最近有個電視廣告,拍得非常好。有個小孩一直在跟身邊的大人生氣,說著:「你是誰?」「你走開!」「不要!」鏡頭一轉,這位大人抱著小孩上床,放到床上時,小孩瞬間變成了一位老人。原來,小孩只是個比喻,把失智老人的行為舉止比喻為小孩。

當家中有長者患了阿茲海默症時,他不只在行為舉止上是個像小孩一般的「病人」。對我們更重要的影響是,他不再認識我們這些親人,我們也不再熟悉他,他變成了完全「陌生人」。

病人,陌生人,都是同一個人。心理分析對於病人無能為力,因為他需要醫療與藥物的介入,不需要心理分析。但心理分析卻能對於陌生人施力,去分析陌生人,其實,是要分析我們這些身邊的家人。

 

二、病人:社會規範的處置

 

面對病人,自有一套社會通用的應對方式,或是一組合理的專業處理規範:該有什麼流程?怎樣對他最好?可以採取哪種態度?尋求怎樣的協助?培養何種技巧?

這些都很重要,是讓病人可以在家庭或社會中安頓下來的資訊,也是讓我們家人獲得安心的操作指引。雖然其中也會有些模糊地帶,或是一些對醫療的質疑(像是:吃藥住院真的對病人最好嗎?),但都還是保持在可遵循的專業社會準則邊際,不脫離這個大範圍。

然而,我們經常會在處理完這些社會規範與專業指引之後,會產生某些「怪怪的」感覺,好像哪裡不太對勁,總是惶惶不安,好像有個什麼東西卡住,骨鯁在喉。

就算是經過檢查檢討,一切都安置妥當了,社會判準的大方向也沒有出錯。那種「怪怪的」感覺似乎還是如影隨形。

尤其是,當我們看到原先熟悉的家人,一下子變得陌生了。他不認識我們,他也不像他自己。我們無法辨識他的眼神,我們再也無法從他眼中看到熟悉的我自己。此時,他不再只是一個可安置的「病人」,而是一個不可安置的「陌生人」。這已經不屬於社會規範的處置,而是屬於另一個層次的思維,是心理分析要去探討的。

 

三、陌生人:存在結構的質問

 

面對病人,有個社會規範可以當作依循,知道我們做的事是否對錯。但是,對不可安置的陌生人,不論我們做什麼,都不可能是對的。為什麼呢?

不可安置的陌生人,指的是:我無法在我自己的存在結構中,給予他一個位置;我無法保持一種肯定的對待方式與態度。不論我怎麼做,我都心存疑慮,因為在這裡面,已經沒對錯判准可言。

病人,是個陌生人,是它者。他並不知道什麼對他最好,因此,我也不知道什麼對他最好。

他是它者,是不可能者。我不可能回應他。我所有的回應,都無法從他眼中看到任何過去的熟悉反應,我的回應石沉大海。

他是不可能者,他向我提出一個問題:「你是誰?」這個問題向我直衝而來,是一個不可能回答的問題。

原先,我被「我是什麼」所肯定:我是兒子、我是妹妹、我是朋友,我總有個身份與關係。我可以依照此一關係,知道我該做什麼。如今,這樣的身份和關係被切斷,我不再是「任何一個什麼」。

所有的禮尚往來、相互體貼、人際溫情等,這些人文主義的互為主體關係,都嘎然而止,再也不適用,再也不能讓我當作參考。熊熊地,我被拔出社會象徵秩序的結構,被拋到象徵秩序之外。

它者的不可定位,引發了我自身的不可定位。

因此,「我是誰?」就陡然地冒出來。它是一個巨大的反問、探問、質問,質問著我自身的存在結構。

過去,我是依照與他人的日常溝通模式,來定位我自己。現在,溝通被阻斷了,所有的理解失效了。我孤零零地杵在一個「不可溝通的情境」當中。

然而,日常溝通失效了,這並不是悲觀絕望的。相反地,這時候,真正的溝通才剛要開始,我要與「不可理解性」作溝通,我要與「虛無」作溝通。

「不可理解性」和「虛無」在哪裡?已經不在對方那裡,而是在我自己這裡。它者把這一切拋回給我,要讓我和我自身當中不可理解性、虛無作溝通。

「我是誰?」這個問題在我之中,引發了一個衝擊、斷裂、破碎。

我不再是之前的我自己。我是不可理解性、我是虛無、我是不可能者。

 

四、結語

 

大家可能覺得這樣說起來,好玄。其實一點也不玄,想想各種面對病人的經驗:阿茲海默症者、精神疾病患者、意外事件心理受創者等。我們是不是常會感到手足無措、啞口無言、惶惶不安?

許多陪伴病人的家屬會描述這個陪伴經驗,訴說這不僅造成他們「生活」的重大改變,也帶給他們自己「生命」產生重大改變(英文都是同一個字life,但中文可以有兩個字)。

那個「生命的重大改變」到底是什麼?有多重大?如何重大?正是心理分析不斷想要去探究的:生命中的它者,帶給我們衝擊,衝擊到我自身的存在,讓我的存在被衝擊開來了,我再也不會和之前一樣。

不僅重大的意外事件,像911、福島核災等,會產生巨大的心理衝擊。我們日常的意外事件:一個病變,讓我們遭逢到一個不可理解的病人,也同樣對我們產生巨大的心理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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