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超我，道德良心的變形
關於人類的道德心理機制，弗洛伊德使用「嚴厲的超我」（harsh superego）來描繪道德規範具有壓制和強迫之特徵。
拉岡和紀傑克更進一步加以發揮，他們認為「超我」不僅僅只是嚴厲的，拉岡說它具有「邪淫和兇殘的形象」（obscene and ferocious figure），紀傑克則說它是「邪淫的『夜間』法則」（obscene ‘nightly’ Law），因為它將死亡驅力向外釋放而造成對他人殘酷。
道德感和良心難道不是維繫社會秩序、帶來社會幸福的心理機制嗎？為何會被這三位思想家描繪成如此？到底它出了什麼差錯？
2.以《軍官與魔鬼》為例
紀傑克藉由電影《軍官與魔鬼》（A Few Good Men）來說明道德法則的雙面性。
由影星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所主演的這部電影，敘述軍隊中發生了謀殺事件，二等兵申威廉被他的兩位隊友同儕攻擊致死。針對此一謀殺案，檢察官和律師分別代表兩種不同觀點。
檢察官主張，有罪的人應該是殺死申威廉的兩位隊友。申威廉無法適應該單位的嚴苛訓練，他不斷寫信向其他高層長官投訴，申請要求調職，這個動作引起隊友的強烈不滿，認為他越級投訴並出賣隊友，故兩位隊友在某個深夜裡猛烈攻擊他，直到他斷氣為止。
而律師的觀點不同，他認為有罪的人應該是該單位的直屬上校謝彌敦。這兩位士兵隊友並不是憑著他們的個人好惡而殺了申威廉，而是遵循謝彌敦上校的命令，是上校命令他們要「好好訓練」申威廉。這樣的命令當然不是可以開誠佈公的命令，而是屬於私底下的不成文命令，叫做「紅牌規條」（Code Red）。
在軍隊當中，此一秘密的命令是大家都知道並且嚴格遵守的，但卻是以一種心照不宣的方式來遵守：「大家都知道，但是卻都不說出來」。正由於「紅牌規條」的此一特性，故很難將上校定罪。不過，最後律師技巧性地讓謝彌敦上校自己親口承認是他下令的。
我引用這部電影的重點，並非要討論法律或軍隊，而是要討論謝彌敦上校的道德觀點。他其實可以同意申威廉的調職，但是他卻堅定地拒絕了，他的理由是：「我們有責任訓練申威廉，我們有責任訓練軍人，因為軍人必須要專業地保衛國家。申威廉不會被調職，我們要訓練這年輕人。」以及：「這是人命關天的事，倘若我們把尚未達到水準的軍人調離，那他未來是有可能危害到同胞生命的。」我們可以看到，上校的堅持是基於：（1）為了申威廉好；（2）為了全體同胞好，因此，必須嚴格地執行教育和訓練（甚至致死也在所不惜）。
3.道德藉口與正義劊子手
出於道德性的理由，而執行嚴苛的教育和訓練，這樣的姿態正好是三位思想家們所描繪的「超我」。在弗洛伊德那裡，嚴厲的「超我」為了讓個體建立規範，而不斷地監視並督促自我（ego），對自我施加攻擊和懲罰，這只是停留於個體的層面。到了拉岡和紀傑克手裡，「超我」更危險的地方在於，它儼然已經發展為群體的心理機制。
也就是說，甲群體可以對乙群體發布「超我」的道德命令，進而恣意妄為地將攻擊和懲罰施加在乙群體身上。甲群體所持的理由是：「為了要使大家過得更好，所以我們必須這麼做！」由「超我」所構成的行為和理由，帶給我們社會的乃是這種情況：出於道德或正義之名，而行恐怖和殘酷之實。
紀傑克對超我的分析，是用來解釋納粹大屠殺的那一整群高級軍官、那一整群集體犯罪的案牘劊子手。他們既不是瘋子或神經病，也不是一群唯唯諾諾的機器人，而是受過良好教育的高知識份子。他們有著愛國的理想，有著青年的熱血，有著革命的嚮往。正是因為如此，他們才會毫不猶豫地做這些可怕的惡行。因為，他們的道德藉口早就說服了他們。
類似納粹軍官的角色，我們耳熟能詳的還有：按下電極按鈕的受試者（米爾格蘭電擊實驗），因角色扮演而開始虐待他人的獄卒（史丹佛監獄實驗）。這兩個實驗用來解釋納粹大屠殺的理由，對紀傑克而言，都不夠，需要多推一把，因為兩者都無法深入到「二十世紀現代時期之高峰」這個時代意涵。
電擊實驗用「服從」來解釋殘酷的行為，忽略了納粹大屠殺是發生在二十世紀，那早就已經是主體之自律性(autonomy)發展到極致的年代，誰會輕易地就服從另一個人呢？「服從」比較像是前現代的作為。
另一個監獄實驗用「團體和情境」來解釋殘酷的行為，這將把焦點轉移到社會結構與權力角色上面，於是，原因被放在外部，被放在被動性的影響上面。如此一來，反而很可能合理地為犯罪者開脫：「誰在那個位置上，就會做那種事。」因此而輕忽了我們內在的心理機制。
紀傑克從「超我」來分析，要強調的是：這些犯罪者並非被迫的（只是服從）、並非不得已的（礙於現實）、並非不知不覺的（被情境牽引）。相反地，他們都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也知道自己幹的是糟糕的事。但是，他們給自己一個道德性的藉口：「為了使任務圓滿，為了讓世界變好，我應該要這麼做！」就在這個藉口的掩飾之下，他們主動地、刻意地、積極地做了這些糟糕的事。
4.我會不會是下一個超我執行者？
我們不只有「個體的超我」，還有「制度的超我」。也就是說，眾人的超我集結起來，會形成一整套制度的運作原則，像是軍隊或教會（以及其他群體）。它並不是某個特殊群體才具有的特權，而是「每一個群體」都可能會發生的普遍機制。
制度的超我，更常在現今的媒體社會中發現到：閱聽大眾憤怒地對某個犯罪者（或嫌疑犯罪者）進行人肉搜索、圍勦，甚至用大眾的力量將其家人也都給揪出來，使其曝光…。當我們憎恨某個犯罪者，亟欲懲之而後快，此時，我們或許正在重複跟那個犯罪者一樣的事情。我們都在運用「合理的道德感」來對犯罪者施予各種攻擊，並且認為：「這就是他應得的、這種人該被消滅」。犯罪者當然要受到懲罰，這毫無疑義。但是，我們用怎樣的心情、態度、認知去設想懲罰這件事，就很重要了，這部份完全是我們自己要面對的功課。
套用漢娜鄂蘭的話：「我們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具體而微的艾希曼。」（艾希曼是納粹的高階軍官，許多集中營的屠殺命令都是在他手中完成的。）雖然，紀傑克與鄂蘭的解釋相去甚遠，但是這句話還是適用的。如果我們沒有審慎察覺到惡行背後的心理機制，我們就會以為我們跟艾希曼不同。
諷刺且弔詭的是：當我們確定自己不會是艾希曼時，我們反而更容易變成艾希曼。因為我們會輕忽地、大意地、任性地基於某個「正義」的理由，而恣意地對他人殘酷，成為下一個「正義劊子手」或「正義邪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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