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不再問「正義」，而要問「責任和義務」
為什麼「以暴制暴」經常被聯繫於「正義」？主要是因為「正義」概念本身出了問題。一方面，「正義」是屬於前現代時期的概念，是指在神 權與 君權的時代，由神祗或君王來執行賞善罰惡的判決，具有因果循環的警世效果。另一方面，「正義」是屬於現代時期的概念，從國家設計者的角度出發，秉持公平分配的政治原則，衡量大多數人的利益和福祉，把道德當成財貨一樣來進行分配或計算。前一種正義必然伴隨著懲罰，作惡的人要受到該有的報應；後一種正義則伴隨著補償，拿一條命換一條命，槍決了死刑犯，國家就再也不虧欠受害者了。這兩種正義所重視的乃是秩序與管理，而不是倫理。
啟蒙時期的康德，其倫理學強調「義務」(duty)，這不同於前面那種訴求著外在力量（神祗、君王、國家）的正義，而是訴求著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在道德判斷與抉擇。「我的義務」即是：我如何摒棄自身的利益考量，做出自由的道德抉擇，而這個抉擇同時也具有普世的價值（是所有人都該選擇的）。此外，當代倫理學則強調「責任」(responsibility)，同樣也是訴求著我們每一個人的行動。「我對他人的責任」即是：面對他人的受苦與創傷，我如何付出相應的責任，以至於我不僅不會對他人暴力相向，不僅不會縮減他人，甚至，我會藉由他人而帶來我自身的變異。不論是「義務」或「責任」，都要求我們回到每個人自身，要我們捫心自問：對我而言，最艱難的倫理考驗是甚麼？我如何通過此一考驗？
為何我們總是脫離不了「以暴制暴」的思維呢？因為一開始的方向就錯了，一開始提出「怎樣才是正義」之問題，就容易落入以暴制暴的答案。此問題不僅陷入惡性循環的無解，也開展不出任何倫理學的向度。我建議，重新發問：「我的義務是甚麼？」或「我對他人的責任是甚麼？」
4.兩個人，受害者與犯罪者
從義務和責任出發來看待死刑存廢議題，第一件事便要考量受害者（是指受害者家屬）。受害者到底要甚麼？通常，我們會用同理心去推想，理所當然認為受害者要討回一個公道，要平息心中的憤怒。如果所抱持的只是這樣的同理心的話，則我們把同理心設定得太粗淺、層次太低。失去親人所承受的是重大打擊與心理創傷，這會是一段漫長而艱苦的心理歷程，會產生怨恨（怎麼會有這種沒有人性的人）、憤怒（警察在幹甚麼？）、哀傷（為什麼是我？）、悲慟（誰都無法了解！我也不想活了！）、罪疚（我當時為何不阻止她出門？）等各種情緒的變化。所針對的對象包括犯罪者、執法者、當事人、自己、其他家人、社會大眾等等。
這麼複雜的心理創傷與變化過程，豈是簡單地用一條性命就可以處理的？單單用「一命還一命」做為整個創傷事件的收尾，好像只要賠償了一條人命，我們該做的就已經做完了。這樣的話，要嘛我們太貪圖便利，要嘛我們太粗心草率，我們只是在處理「事情」，而不是在處理「人」。我們太輕忽了受害者的深層悲慟，以及他們嘗試要穿越此悲慟並獲得解脫的努力。我們的粗淺的同理心，讓我們只注意短暫的情緒發洩，而沒有顧及長期的心理歷程與變化。受害者要的不只是一次性的安慰與安撫，而是需要長時間的深刻陪伴與協助。陪伴與協助包括：如何經驗各個階段的痛苦與悲慟，如何體驗撕裂經驗並穿越它，如何放下焦慮並獲得平靜。這才是我們的義務與責任。在這樣的陪伴與協助過程中，我們不是高高在上的，我們不是在施予同情。而是，我們將會被受害者的勇敢所震撼，我們在他們面前將會自慚形穢而自我改變。
從義務和責任出發，第二件事要考量的是犯罪者。犯罪者的產生，是生理基因的突變，還是教育過程有了偏差？我們當然不會支持前者。把犯錯的原因歸為「天生壞胚子」，這只是我們不肯承認自己教育疏失，為疏失行為找出合理化的藉口。既然教育過程有了偏差，那麼，我們的社會便要負起責任，我們每一個人便要負起責任。犯罪者的成長過程沒有受到適當的教育，他犯了錯之後，難道我們還不應該重新教育他嗎？改善監獄制度，讓監獄朝向教育化的方向（而非管理化），這同樣是個困難艱苦的工作，但是，這個工作不僅顯示了我們對於未來「人可以改變」的信任，也顯示了我們對於過去的教育失敗願意負責。
有人說，犯罪者如果認錯後悔了，他會發現自己過去的生命是全然無意義的，反而會希望以死來贖罪。若是如此，我會說，這正顯示了教育的工作才剛要開始。這個犯罪者尚未真正改變，他仍然是以錯誤的生命價值觀在思考事情，仍然是以一種方便、快速的處理方式在對待生命，不論是對待他人或是對待自己。真要贖罪的話，必須活著而改變才叫做贖罪，一死了之仍是在逃避贖罪。
討論死刑存廢與否的問題，包含了我們自身的恐懼和焦慮。這樣的恐懼和焦慮不是外在的，不是針對外來的暴徒，而是內在的，針對我們自身所面臨的倫理考驗。只有當我們不想承擔艱難萬分的、深淵般的倫理考驗時，我們才會把它簡化為只是防堵外在暴徒這樣的表面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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