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興儀
在討論廢除死刑與否的議題時，同學們分成兩邊，持著各自的立場相互進行辯論。其中一位站在廢除死刑立場的同學，為他的立場提出許多強而有力的說詞。然而，在整個辯論結束之後，這位同學卻私下問我：「老師，為什麼不可以以暴制暴？」對於「死刑是以暴制暴」這個他從頭反對到尾的主張，他卻問了「為什麼不可以？」是相當令人感到奇怪的。
我最初的想法是，這個同學所受的道德教育非常良好，使得他把「不可以以暴制暴」這樣的律令深深烙印在心裡，但是卻不知道以暴制暴的問題何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是，更深入去想，我便否定了自己的這個想法。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如果要我們這些經常討論倫理學議題的老師一下子回答出這個問題，對我們也是有相當困難程度的。
因此，我認為這個同學不是不知原由，而是他碰觸到了倫理學的核心，對於一般人所謂的正義、秩序、公理等概念，產生了疑惑。這種疑惑是根本性的，例如：難道，我們的法律不正是顯示了用公權力來進行懲罰的正當性嗎？我們所謂的正義，不正是某種形式的「以暴制暴」嗎？當我嘗試從這個方向來設想這位同學所提出的問題時，便赫然發覺，這個問題竟是如此地艱難、深刻與豐富。
1.不該從「自由人」縮減為「自然人」
心理學常常從人的本能出發，舉出人在遇到危險時的兩種立即反應：戰或逃。當我面對巨大威脅時，為了自我保護，我要嘛拔腿就跑，要嘛回身反擊。在這種情況下的反擊，就是一般所說的正當防衛，正當防衛不是暴力。但是，「以暴制暴」就不同了。當犯罪者已然束手就縛，等待制裁時，我們不是基於被動緊迫的自我保護立場，而是基於主動的裁判處理立場。此時，我們有機會有時間冷靜地深思熟慮，但是，我們卻採取了和正當防衛同樣的本能反應，對他進行反擊，這就成為了暴力。在我們可以有自由選擇的機會時，我們寧可放棄自由選擇的意志，僅僅依憑本能來行事，這意味著甚麼？
哲學家康德(Kant, I.)在談論倫理學時說：人是「有限的理性存有者」(finite rational being)，這個概念包含了人的雙重面向。第一，人是「有限的存有者」：人也不過就是動物之一，跟動物一樣會死，跟動物一樣受限於感官的直接反應。第二，人是「理性的存有者」：人可以超出他自身的動物性，具有思考、判斷、抉擇等能力。當我擺脫了我自身之中的動物性，能依據理性思考而做出一個道德選擇的時候，我就是自由的，我從動物般的「自然人」狀態，變成為「自由人」。我不再依附於自然的本性，我超出了感官限制，雖然我的身體仍然是有限的，但我的心靈卻是無限的。
道德不是一頂「高帽子」，不是高標準的情操，相反的，道德是我們從自然人轉變成為自由人的「基本特徵」。動物沒有道德，只有人有道德。因此，「以暴制暴」的思維將人給縮減了，它讚揚憑藉快意恩仇而行事的行為，倡導大家採取和犯罪者同樣的衝動，鼓勵人朝向自然人的方向回退。「以暴制暴」不僅在邏輯上出了問題（「既然他用暴力對待別人，我就可以用暴力對待他。」這個命題不合乎邏輯，我並沒有因此而站得住腳，我是用他的錯誤來支持我的做法，我跟他一樣都是錯的），在倫理學上則是逃避了自由。
2.「正義暴力」比「邪惡暴力」更危險
反對廢除死刑的靜坐抗議活動中，有個「滴滴血淚，化為正義」的口號。此口號可以用來討論「以暴制暴」概念之中的兩個「暴」字。後面那個「暴」指的是犯罪者的邪惡力量所造成的暴力，前面那個「暴」指的是執法者或其他人為了裁判與消滅犯罪者，以正義力量所造成的暴力。這兩個「暴」，除了一個是非法的，一個是合法的之外，還有其它程度或層次的區別嗎？表面上看來，似乎犯罪者的邪惡暴力發生在前，是自私、殘忍、不人道的，而裁判者的正義暴力發生在後，是無私的（平撫受害者）、高尚的（保護社會大眾）、人道的（槍決不會受太多苦）。因此，大家或許會說，正義暴力是對的，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然而，我反對這兩個區別。第一，時間先後的因果關係是不確定的。或許，並不是因為先有犯罪，才需要死刑。而是因為死刑一直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中，才讓犯罪者在偏差的成長過程中，產生了「人可以處決人」這種錯誤觀念。第二，如果正義暴力是「高尚的」，那麼，我們隨時都可以用「為了你好」、「為了大家好」的名目，去做殘忍的事。例如，體罰是為了學生好，黑道火拼是為了社區和平，魔鬼訓練營是為了鍛鍊意志…等等。
正義暴力不僅遠離了道德和倫理，它甚至更危險，比邪惡暴力的摧毀性更強也更持久。因為邪惡暴力是個別進行的，而正義暴力卻集體進行的；因為我們知道邪惡暴力是錯的，但卻認為正義暴力是對的；因為我們這些一般民眾不會是血腥的惡徒，但卻極有可能成為正義的劊子手。如果「正義」之概念走到了這一地步，讓整個社會都「超我化」，它已然和道德背道而馳了，則我們就必須重新釐清「正義」和「道德」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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