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訓與懲戒》︰Foucault描述了運作於監獄、學校、醫院、工廠等制度的各種權力規訓母體中,靈魂、軀體、主體的歷史形構。規訓技術包括了︰不斷加強活動和節制活動的時刻表;追蹤成績的監視手段;種種考核如撰寫報告、建立檔案、獎勵順從、懲罰抗拒、常態化評鑑等。以此強化如工作倫理等道德價值。藉此,個體的認同、慾望、軀體、靈魂都被形塑與構成。「規訓造就了個人,其目標是常態化,消除所有的不規則性,重新模塑心靈與軀體,生產有用且馴服的主體。」

《性史》︰一部「權力之多形態技術」的歷史,以科學意志來統轄性論述,嚴格地雕琢身體。它並不藉著性的壓抑而運作,而是藉著性事論述的生產和擁有「性生理要求」的主體而運作。性事的部署以越來越細微的方式來增值、革新、侵吞、創造、穿透身體,以越來越廣泛的方式來控制群體。製造有性的身體,能使它在常態化的權力網絡中受到雕琢,而此一網絡界定並控制了整個知識-快感的體制。

「直到十九世紀,我們才開始了解到剝削的本質;而直到今日,我們還沒能完全了解權力的性質」

後現代的權力觀︰Foucault不像現代理論,將權力認為是定泊於巨型結構或是統治階級,認為權力在本質上是壓制性的。他發展一種後現代的權力觀,將權力詮釋為分散的、不確定的、型態多變的、沒有主體的、生產性的,並且構成了個人的身體與認同。他宣稱,過去兩種將現代權力理論化的模式︰「法律模式」和「經濟學模式」都因為過時、謬誤的預設而失敗。不同於這兩種壓制模式,權力所具有的生產性在性質上「致力於生產各種力量,使它們成長,使它們有條理秩序;而不是汲汲於壓制它們、摧毀它們。」例如,在《規訓與懲戒》中,拷刑搖身一變為對罪犯的道德改造,從肉體的力量或法律的再現轉變為規範的文化霸權、政治的技術、對身體和靈魂的模塑。

生命權力(bio-power)︰(1)它的第一種模態是一種規訓性(discipline)的權力,涉及「一種人類身體的解剖政略」。Foucault對於規訓的定義是「確保人類多樣性之條理的技術」。(2)第二種模態出現在規訓權力之後,其焦點在於「種體」(species body)也就是一般的社會人口。政府認知到它所治理的不是「人民」,而是「人口」,有其特殊的現象和變數;出生率和死亡率、壽命的期望值、生育力、健康狀況、疾病的頻率、飲食、居住模式等。對於人口的持續監控,代表了「生命進入了歷史」,性事成為論述管理和規約的對象,「性事的部署」依照權力常態化的策略,產生了各式各樣的變態與性的範疇。

牧師權力(pastoral power)︰源自於基督教權力機構的舊權力技術,它傳播了特殊的權力形式。(1)其最終目的在於使個體確信在來世得到拯救。 (2)它不僅是一個下命令的權力形式,還必須樂意為群體的生活拯救獻身。(3)它不光考慮整個社區,還要考慮到每個具體個人其一生的生命。(4)它要得以實施,就一定得了解人們的心靈深處,挖掘他們的靈魂,揭示他們內心的秘密。它包含了一種良心的知識和指導它的權力。(5)它和政治權力相對,傾向於拯救的;它和王權原則相對立,傾向於獻身宗教的;它和法律權力相對立,是個體化的;它和生活相處共存;它和真理──個體自身的真理的產生連結在一起。而現代的牧師權力呈現為新的形式︰(a)現代的拯救是保證在世的健康好日子,足夠的財富和好的生活品質。(b)它的實施者增多了,由國家機器、警察、私人企業、社會福利機構、慈善家、教育家等各種人來發揮牧師性功能。(c)它集中於關於人的知識發展︰人口的全球性與眾多性,個體的分解性。

知識/權力︰Foucault質疑現代理性提出的解放計劃,他認為知識和權力體制不可分離。心理學、社會學、犯罪學等人文科學,本是產生於權力關係之中,但透過排斥、限制、監控、客體化等種種運作技術,又反過來有助於新的權力技術的發展、精緻化、繁衍,產生各種社會機制以及關於社會控制的知識。現代的個人已成為知識的主體與客體,並非被壓制,而是在「科學-規訓」的機制母體中被積極地模塑成型,它是「依據一整套力量的與身體的技術,而被仔細地織造而成」,成為道德的/法律的/心理學的/醫學的/性的存有。

權力下的主體︰主體一詞有雙重意義︰「既是藉由控制與依賴而成為受他人支配的主體;同時也是一種以自覺、自我認識來連結於他們自己的認同。」因此,Foucault拒絕啟蒙運動那種將意識、自我反省、自由都連在一起的模式,而代之以宣稱︰自我認識,尤其是在道德意識的形式中,乃是權力的策略和效果,從而使人們將社會控制內化。

權力的定義︰「各種力量關係的多樣動態場域,在這些場域中,生了反違廣遠卻從未完全穩定的支配效應。」現代權力是一種「關係性」權力,它「在無數的點上運作」,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格,但從來不是可以「獲得、奪取、分享」的東西。權力沒有可供爭逐的來源,也沒有任何主體能夠擁有它;權力是一種純然結構性的活動,主體只是其中無名的管道或是副產品。Foucault採用了一種「向上的」(ascending)而非「向下的」(descending)分析,他認為權力運行於各種制度網落的分散場域中,後來才被大型的結構如國家所接收,這些巨型結構「只不過是權力運作的終端形式」。

「我們必須像藝術品一樣地創造自己」

「系譜學企圖為自由的不確定提供動力,僅可能地深遠與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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