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蔣興儀

「我的目的...是去設想一種歷史︰在我們的文化中,如何在各種模式之下將人們塑造成主體。」


「人性並不會在一次次地鬥爭中進步,直到最後達成普遍的互惠,而終於以法律取代了戰爭;人性將其每一項暴力設置在法規的系統中,從而以一種支配發展到另一種支配。」


對理性的看法:雖然社會批判理論也認為理性是一種強制的力量,但是它們把焦點放在理性對自然的征服,以及其在社會和精神上的壓制性後果。Foucault則不同,他專注於那些經由社會機制、論述、日常實踐上對個體的支配。理性,像個沉睡的巨人從古典世界中驚醒,發現到處都是混亂與失序,因而著手將社會世界整理出合理的秩序。經由系統地建構知識與論述,它試著去分類和規則化所有的經驗形式。而Foucault將知識和論述理解為社會常規鱗狀交疊的語言系統,他強調人類的各種經驗,諸如瘋狂或性事,變成了分析的客體或嚴密的檢查對象。它們在理性主義和科學的參考架構之下,在現代知識的論述之中,被論述式地再建構,因而使管理和控制更為便利。自十八世紀以來,人類的所有行為都被現代論述以及權力/知識體制的「帝國主義」所影響。Foucault強調︰啟蒙的任務,就是將「理性的政略力量複化,將其散播到社會場域,以致最後滲透、充塞於日常生活的所有面向。當現代論述傾向於把知識和真理視為超然的、普遍的或是進步和解放的工具時,Foucault卻將它們分析為權力和支配的構成部分,它們在政治上具有壓抑多元性、差異性、個別性的後果,因而助長了順從性與均質性。

局部的批判:Foucault說,比起那些「總體性的、極權式的禁制效果」,我們需要「不連續的、個別的、局部的批判,它們具有驚異的效力」。因此他企圖把具有某個中心、本質、目的等所支配的總體性歷史與社會予以去總體化,將被構成的「主體」去中心化。他把歷史當成分演化的、片斷的知識領域來加以分析,因此,社會呈現為許多層次的論述參差錯落地發展出來的分散規律,現代主體則被當成是人本主義的虛構,是社會為了求其子民勞動與順從而處處進行規訓所運作的結果。

考古學(archaeology)的特殊性:首先,它區別於詮釋學與結構主義。Foucault的歷史取徑首先不同於搜尋論述底層深度真理或是闡釋主體意義企圖的詮釋學,這是現代理論所使用的表層-深層理論與因果模型。其次,考古學又不同於一種「混淆的、低度結構的、結構拙劣的思想史領域」,這樣的寫作模式在傳統上或主體意識結果的名義下,追溯思想的連續性演化。他拒絕這種觀念論或人本主義的寫作模式,而以一種由未受因果連結的、論述之不連續表層的考古學描述來取而代之。

考古學強調論述的規則:它企圖識別知識的可能條件,以及在意圖或主題內容層次之下運作的論述理性之形構的限定規則。這不同於結構主義,這些規則並不具有普遍和僵固的特性,也並非以心靈結構為基礎,而是隨歷史而改變,並且隨既定論述領域而有不同。這些規則構成了所有知識、認知與真理的「歷史先驗性條件」。這些規則是一個文化的基本符碼,它們構造了「知識型」(episteme)、或限定了某個特定歷史時期之經驗秩序與社會常規的知識型態。他以四本著作為考古學的代表:《古典時代瘋狂史》、《臨床醫學的誕生》、《詞與物》、《知識考古學》。

《古典時代瘋狂史》:Foucault企圖寫出瘋狂被歷史性地建構為理性對比物的「沉默考古學」。從1656年的大監禁所標示的斷裂起,理性斷絕了與瘋人的溝通,企圖藉著論述的排除與制度的監禁而「監管非理性的潛在危險」。古典與現代論述為了貫徹理性與真理的規範,而建構了理智與瘋狂、常態與異常之間的對立。

《臨床醫學的誕生》:Foucault分析了自前現代以玄思為基礎的醫療,到現代以經驗基礎、根植於理性與科學審視的醫療之轉變。他拒絕那種以「醫療專業者意識」為基礎的歷史,探索一種論述結構的研究,試圖確定「現代醫療經驗的可能條件」,以及對於個體的科學論述所得以出現的歷史條件。

《詞與物》:這本書的副標題為「人文科學的考古學」,Foucault在其中描述人文科學的興起,他詳盡了分析了文藝復興(相似關係為其基本組織原則)、古典時期(依賴再現和數理原則的關係)、現代時期(人的時期)的三種知識型,其基礎規則、假設、排列程序,尤其專注於生命、勞動、語言等科學的轉變。在其中,Foucault揭露了「人」作為一種論述構造物的源起,「人」是自己知識的一種特殊主體和絕對客體,也成為現代科學審查的對象,因此使得人文科學(心理學、社會學、文學)呈現出一種極為扭曲和荒謬的結構。Foucault認為人文科學預設了一個不可能的企圖,想要調和思想不可調和的兩端,並設定一個具有構做能力的主體。在分析了人的起元之後,他預期了「人的消逝」為結論,主體已被廢除了原有的地位,被詮釋為一種語言、慾望、無意識的效應。

人與其二元對立──有限的解析:解析(analytic)不同於分析(analysis),解析是要談論分析在何種基礎上才有可能,而Foucault從許多二元對立中發現了一種對人的存在和有限性的解析。他描述現代哲學如何在一系列不穩定的「對偶」中將「人」建構為知識的客體和主體。(1)我思(cogito)/非思(unthough):人既是被外在力量所限定的,同時又能覺察到這種限制性而有能力免於被限定。(2)本源之隱退與復歸:歷史既先於人,同時人又是歷史開展的現象學來源。(3)經驗/先驗:人同時構作外在世界而又被外在世界所構成,透果康德的先驗範疇為知識尋找堅實的基礎,或透過胡塞爾的還原程序而讓意識從經驗自身中純化自身。

拒絕總體性:他拒絕所有的總體性類型,包括縱向的歷史、文明、紀元;水平的社會、時代;中心式的人類學或人本主義的主體概念。因此,現代的主題如連續性、目的論、起源、總體性、主體等都不再是自明的,它們被重新建構或被放棄了。他企圖揭示總體性遮蔽的複雜相互關係、分散變換的多元性、個別化的論述系列。他企圖「看這些巨大的單元,是否能被適當地重新確認,以其他的方式重新分類組合」。

不連續性:考古學不同於現代史學的編寫,不連續性不再被視為歷史敘述中的障礙或缺憾。反而,Foucault以不連續性作為積極實用的概念。不連續性可以被解釋為:從一個歷史時期轉換到另一個歷史時期,「事物的認知、描述、表達、記述、分類、理解等,都會和以往的方式不同」。但是斷裂並不是從空無之中湧現出來,它必須在既存運作規則之上才有可能,斷裂不是絕對的變遷,而是知識脈絡的重新區劃,知識成份的重新配置,產生論述形構的新規則,重新界定了知識與真理的界域和性質。這是連續和不連續的辯證,歷史的斷裂總是包含著新與舊的之間的一些「重疊、互動、回響」。

系譜學與考古學之同:是一種新的寫作模式,它標示了研究方法的轉換,而不是著作的斷裂。這兩種方法論都試圖(1)使研究者識別論述的不連續性與分散性,並且在真實的複雜性中理解歷史事件的微視觀點,來檢視社會場域。(2)都嘗試解消歷史連續性的大鎖鏈,以及其目的論歸向。(3)藉著複化論述場域來摧毀歷史的同一性。(4)藉著主體的去中心化而從歷史寫作中滌除人本主義的預設。(5)藉著人文科學的歷史來批判地分析現代性。

系譜學與考古學之異:(1)系譜學更強調論述的具體條件,他以制度、政治事件、經濟活動等過程來界定論述。(2)他把權力的運作當作主題,尤其是當它們以身體(body)為目標來製造或生產知識與主體。此一轉向並不是唯心式考古學和唯物式系譜學的斷裂,而是標示出對社會實踐與權力關係這個主體更適當的處理。

系譜學與考古學之結合:兩者在理論/實踐的形式中結合,理論具有立即的實踐性格。(1)「考古學是分析局部論述的適當方法,而系譜學在它的基礎上史的受支配的知識因而被釋放,並開始發揮作用的策略。」(2)考古學展示主體是一項虛構,系譜學則展示主體建構的具體脈絡,牽引出主體化的政治後果。(3)考古學批評人本主義的預設,系譜學則將人本主義理論連結到權力的運作,試著將歷史知識運用在局部鬥爭中。(4)考古學將人文科學在現代知識脈絡和人的圖像中的起予以理論化,系譜學則突顯人文科學所產生的權力關係與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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