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斯德哥爾摩症：《紙房子：韓國篇》
一、搶劫犯受到認同的故事
我之前寫過「斯德哥爾摩症」這個主題，討論受害者為何會「認同加害者」。當時著重的是不要輕易用這個詞套用在受害者身上，將他們污名化，要能夠同理受害者在艱難與痛苦中，所發展出來的心理保護機制。不過，在這篇文章裡，「斯德哥爾摩症」這個詞的意涵，有了更寬廣、更具社會性的面向。所以我想要重新討論它。
《紙房子》的詳細故事，我就不贅述，大致是講在由一位「教授」策劃，聚集了一群劫匪，讓他們去佔領鑄幣廠，挾持了數十名人質。劫匪在裡面印鈔票，指揮人質替他們工作。劫匪長期地和人質們相處，發展出許多情節與故事。在警察的談判與攻堅的過程中，雙方相互有佔上風與居下勢的情況。最後，國會議員發現劫匪們具有政治目的，與南北韓經貿會談有關（故事的背景是兩韓已經統一），於是把他們視為恐怖份子，由反恐組接手了一般警察的工作。
我還沒有看西班牙版的《紙房子》，我看的是韓國版的，但我想，大方向的主軸和故事想要表達的意圖，應該是差不多的。都在講一個搶劫犯罪的故事，如何使觀眾或人民逐漸地站到搶劫犯那一邊，支持他們的作為，甚至期待他們會成功。韓版只是改編而已。
就劇中的民眾而言，透過搶劫犯罪的行徑，看到了背後更大的不公義：政客的貪腐，和財閥的勾結，政府合法地搶劫人民等。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血淋淋現實。
就觀眾而言，不僅是因為故事將搶劫者的面容塑造得有血有淚，將他們的身世和情感作出細膩的描繪，使觀眾能夠同情或同理他們的處境，以及支持他們對人質的「不殺害、不欺負」作為。更多的是，也把觀眾帶入了我們自己身處時代的議題，看到我們所身處的資本主義社會，幾乎就是劇中的翻版。因此，我們也想要穿上紅色的連身服、戴上面具，一起站到搶劫犯那一邊。
在劇中，人質女孩尹美善，愛上了劫匪丹佛。因為丹佛在首領的命令下，不忍心射殺她，只是開槍打中她的大腿。一方面因為丹佛的善良，另一方面在療傷過程中，兩人的朝夕相處，產生了情感。後來，尹美善主動加入劫匪這一邊，向其他人自我介紹說：「我是斯德哥爾摩症」。好神奇的一句話，第一次看到有人這麼認同這個詞彙，並且拿來作自我介紹，表示她只是把它當成一個中性的詞彙，而不認為這是一個污蔑的詞彙。不過，這個案例，我在這裡不談論，因為它是個別的案例，也沒有什麼好談的。我這裡要談的是「全民斯德哥爾摩症」。
二、「斯德哥爾摩症」的意涵會改變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這個詞，源自1973年發生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銀行搶案，人質在案件結束後，不僅不指責搶劫犯，甚至幫搶劫犯說好話，對搶劫犯產生好感：認同加害者。
從心理學的觀點出發，認為這是在極端情況下，所產生的不正常心態。心理學用幾種解釋來說明它。一是認為這是一種自我防衛機制，當人質站到劫匪那一邊，開始相信他們時，便覺得自己所受到威脅減少，產生心理上的安全感。二是認為，這是一種退化機制，有如新生兒或幼兒，或是有如古代的部落搶親，受害者會去認同身邊的強者（成人或是獲勝者），依附強者，以便自身能夠生存下去。三是認為，這是一種行為增強機制，原本人質相信劫匪都是粗魯殘暴的，而一旦劫匪露出善意，人質便會心生感激，把他們視為「好人」。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並未被列入精神疾病手冊，不是正式的精神疾病，只是一種特殊的心理現象。之所以將加上「症候群」的標籤，就是認為這是一種反常的、負面的心理現象，受害者理應責怪、討厭、排斥加害者，不應該顛倒是非，反而去認同加害者，這會變成一種道德上的瑕疵與錯誤。
然而，我們要繼續追問的是：如果這裡的「加害者」，逐漸從人民的認知上，被改變了他們的形象呢？在人民的心中，他們的形象逐漸朝向「也是個不得已的受害者」、「好人」，或甚至是「英雄」的方向發展呢？那麼，人民所認同的，或許就不再是個「加害者」了。
一般的個別綁架案，比較難有這種轉變出現，因為加害者就是加害者，他傷害了個別的受害者。但是，《紙房子》這部影集所描述的大型搶劫案，正是要陳述這樣的一種轉變。一旦這樣的形象轉變發生，劇中的民眾或看劇的觀眾，就會集體地開始「認同加害者」，因為劫匪們已經不再被人民視為是「加害者」。同樣地，在這種情況之下「斯德哥爾摩症」也不再只是描述反常的心理現象，或是一種污名化的稱呼，它表達了另類的意涵：讓人們重新省思自身對於搶劫犯罪的「罪」的看法，它雖然違法，但，它到底是不是一種「罪」？
三、加害者形象的轉變：也是受害者、好人、英雄
在劇中，劫匪們需要讓自己的搶劫行徑被人民所認同，不再被視為加害者，反而要被視為：也是受害者、好人、英雄等。為了鋪陳這個轉變，劇中安排了幾個要點。
第一，不能殺人。這是最基本的道德原則，因為一旦殺人，所有後來想要陳述的搶劫正當性，就會完全站不住腳，失去人民所有的同情。也就是說，一旦有人犧牲了人命，再來談什麼社會公義，都會無法取信於人，都是空談。試想，要談社會公義，就是站在人民這一邊，怎麼可能一方面殺害人民，又告訴人民說：「我們站在你們這一邊」呢？這是自相矛盾的。所以，不能傷害生命，是這群劫匪的第一原則。他們不僅不殺人質，當警察攻堅進來時，也沒有殺害警察。這一點，為他們博取大眾同情，立下了很好的基礎，這使得他們不會被人民視為「壞人」。
第二，只是印超票，並不是搶錢。其實，就算搶錢，也無可厚非。要說我們，誰不想從政府手中搶錢呢？讓政府還錢於民，也是我們的一個願望的投射啊。只是，這裡強調印超票，主要是要陳述，這筆錢，原先是在政客和財閥們的規劃中，藉由南北韓經貿會談，彼此相互分贓的一筆不義之財。藉由印超票的行徑，劫匪們揭露了政客貪腐與官商勾結的真面目。這時，劫匪原本被人民認為是私人意圖的搶錢，已經轉變並展開了社會的公共面向，他們傳達了一種政治的目的：政府的錢一旦只流入上流階層和銀行與大企業的口袋，就是不義之財，就不該再歸屬於政府，而要還給人民。這樣的還錢於民，比起搶劫原有的金庫鈔票，更具有讓民眾相信的說服力。
第三，空中大灑幣，灑向民眾。這是一個象徵性的動作，雖然灑下來的錢不多，可能只是劫匪帶走的錢之中的很少一部分。但是，這個大灑幣的動作，模仿並象徵著俠盜羅賓漢的義舉，表示將不義之財攤分給民眾，讓人民也都能分一杯小小的羹。更顯示了劫匪要表達的意思：讓政府還錢於民。民眾只要去撿錢，就意謂著他們也認同劫匪去搶錢，具有公義的意涵。事實上，誰不會去撿錢呢？天上掉下來的錢，無主的錢，任誰都可以擁有。誰不曾夢想過，天上掉下錢幣來？劫匪灑錢的象徵性動作，滿足了民眾平日的幻想，讓這樣的幻想，能夠短暫地被實現。
第四，「我們也跟你們一樣，是一群被社會遺棄的人」。要獲得民眾的同情，就是讓民眾站到劫匪的角度，讓民眾感受到劫匪的生存困境，感受到作為被社會遺棄的邊緣人的無奈與痛苦。劇中鋪陳了幾位劫匪的生平故事，有些只有讓劇中民眾知道，有些則是劇外觀眾才知道（像是東京的經歷）。不論哪一種，揭露出來的故事，都具有代表性意義。例如，柏林在勞改營時，深受折磨與酷刑，勞改營的長官（後來成為經貿會談的主角）不僅用非人道的方式對待囚犯，更是虐待自己領養的女兒，也沒有把她當人看。「不被當作人看待」，這呼應到民眾的普遍心理。每個人都因此想要回顧自身，在社會處境中的處處碰壁的艱難，在貧富差距的社會中淪為下層階級的辛酸。權勢者眼中毫無對人民的在乎與在意，要說能看到人民的痛苦，這群劫匪恐怕才是看得最清楚、最深刻的人，因為他們也正是受苦者。
四、全民斯德哥爾摩症：非法正義的願望
「全民斯德哥爾摩症」，是個悖謬的語詞，它代表這部影集的成功，卻也同時代表了這個社會的失敗。當我們都認同劫匪為英雄時，當我們心裡都默默期待他們能逃出鑄幣廠，獲得新的人生時，我們已經是在否定並打臉這個社會體系，我們已經是在承認這個社會不再能給予人民公平和正義。因此，「全民斯德哥爾摩症」改變了原有的「斯德哥爾摩症」的意涵。前者所具有的是後者所沒有的社會性的面向，給予了對社會公義的批判和省思，表達了向資本主義抗議的意圖。它意味著人民開始對政府不信任，開始對「非法正義」產生支持，這也等於開啟了未來「革命」的第一步。
我曾經問過學生：為什麼在今日，「非法正義」類型的電影和影集越來越多？觀眾越來越能接受這類型的電影？學生說，因為人民已經越來越無法相信政府、警察、公權力等，人民受到了傷害，無法獲得正義，也無處申冤，最後就只好「自己來」，自己用個人的小蝦米力量去對抗大鯨魚，當然，這就只能成為是「非法」的了。我覺得，學生對今日社會的觀察，是很細膩的，對世界現象的體悟，是很深刻的。
我一直在想：「非法正義」算不算是一種值得鼓勵的革命手段？只有透過改革制度，才是唯一正當的手法嗎？雖然我在課堂上，是一直鼓勵學生用體制內改革，用正當的手法，去剷除舊有的積弊，建立有利於全民的制度。只是，我有時也會想：體制內改革真的有用嗎？這麼多年下來，號稱一直在改革，成效如何呢？人民的生活有越來越好嗎？體制內改革，會不會只是我自己個人對體制內的理想，或是早已被體制內給馴服，在這之下，所產生的「政治正確」呢？
我並不是要鼓勵用犯罪的手法，來獲取公義，那畢竟是危險與觸法的，也不見得會有好的結果。影視作品的想像與美好，不會在現實生活中獲得實現，那只是一種願望的滿足罷了。只是，當我經常性地看到大眾文化對人民現況和願望的反映，顯示出人民對現況的失望和無奈，只能從影劇中，獲得安慰和補償時，我也會出現自我懷疑。是不是終有一天，體制內改革淪為口號，而這些影劇的投射，在一切努力都無能為力時，到了最後，也會在現實生活中，就真正地成為了現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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