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鄙視：「輕視」和「不屑」（下）
二、勇氣：不齒某種行為
在電影《時代偽證者》(Denial)之中，有個場景令我印象深刻，因為它跟我的認知有衝突。
這是一部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美國歷史學家Deborah Lipstadt寫書著作，陳述並控訴納粹對猶太人的殘酷屠殺。但是極右翼英國歷史學家David Irving卻著書主張沒有發生過大屠殺，無法證明大屠殺存在，因此他控告美國歷史學家女主角。這部電影描述兩位歷史學家跨海對簿公堂的過程。
由於英美法律基礎不同，因此，與我們一般的常識（無罪推定）相反，被控告而遠渡英國去受審的美國歷史學家Deborah Lipstadt，反而是她要設法證明自己的言論，證明大屠殺確實有發生過。她的律師團不同意讓猶太人倖存者出庭作證，避免倖存者在庭上受到攻擊而遭遇二度傷害，也擔心倖存者因情緒化反應而應對失措。也不讓女主角本人在法庭上陳述，因為擔心她基於正義的憤怒之情，會說出易遭對方攻擊的言論。因此，只由律師團設計策略，並由律師團的主訴者負責在庭上辯論
這部影片很多地方在闡述法庭打官司的技術和策略（就像NBA職籃不是「比球技」，很多時候是在「比操弄規則」一樣），一個我們直覺上認為很容易打贏的官司，如果沒有了解法庭攻防的技術和策略，很可能就會因此而打輸。還有，法庭辯論絕不能參雜情緒，必須很理智地運用推論和邏輯去算計，簡言之，在法庭上，過強的價值取向和道德感是缺點，這些要先壓下來。美國歷史學家Deborah Lipstadt倒是真的上了這一課（我也是）。
細節就不多說，還是要去看電影才能體會。我要說一下令我印象深刻的那個場景：是英國人公開表達不認同某人的「不屑」態度。當官司勝負已定，法官公佈女主角的律師團獲勝之後，敗訴的極右英國歷史學家David Irving上前伸出手，想要跟律師團的主訴律師握手，但是，這位主訴律師面帶輕蔑表情，扭過頭轉身離開，不願意跟他握手。
這跟我的認知有衝突，我以為，敗訴者是表達風度，而勝訴者基於勝利的謙虛或禮貌，理應接受握手（就像球場上勝負雙方握手一樣）。但是，朋友跟我討論時說道，不是這樣的。敗訴者是個投機者，他的握手姿態是趨炎附勢的表現。而勝訴者不必因為自己獲勝而謙虛，他有權公開表達他對於種族主義者的「不屑」或「不齒」。
看來，我是重視禮貌，而甚過於重視價值了。我受到了偏重禮儀和和諧的社會風氣所影響，頂多是遠離小人，不認同不接近而已，這是一種過於強調身段優雅的膽小。但是這部影片給予的啟示是：為了捍衛公理或價值，不僅是消極的「有所為，有所不為」，甚至要能夠積極地斥責或鄙視某類行為。簡言之，借用流行暢銷書的術語，我們要有「去討厭的勇氣」，大聲指責無法苟同的某行為。
我要強調一下，這樣的不屑或不齒，不是針對「某人」，而是針對「某行為」：那些前倨後恭、趨炎附勢、悖德乖理的行為。只是，通常「行為」會附屬於「某人」，有點難以分開，但儘量要注意區分，避免以偏蓋全（只用單一行為，便否定了某人）。
此外，還有一點要留心，這樣的「不齒」很容易產生兩種錯誤的變形。一種是變成「超我」，揮舞著正義的大旗去苛責他人，其實是暗地裡滿足自身的攻擊慾望。例如，反對護家盟對於同志的歧視，但卻變成主張護家盟「都該死」。另一種是變成上面所說的：基於意識形態而輕視他人，這是由於無法分辨道德價值和意識形態的不同。例如，反對中國，不是基於中國當權者漠視人權，而是只要沾上中國邊的東西都反對，包括所有的中國人「都不是好人」。這兩種都錯誤地將道德立場變成了偽裝，掩飾了自身的私慾或意識形態。
三、題外話
關於電影，有兩個題外話。
題外話之一。《黑鏡》的〈戰火英雄〉和《第九禁區》這兩部影片可以放在一起，作成一個單元主題來討論。尤其，當我們從前者延伸到後者時，可以探討「同理心的界限」：同理心是否無法適用於異類？那麼，怎樣才算是「異類」呢？到了社群媒體體發達的今日，我們對於「非我族類」的廣義性認定是否越來越寬，以往的種族、族群、性別這樣的分類早已不夠用。亦即，在今日被鄙視的人，可以是任意的品味不同者、意見不合者…。各種型態「異類」是否已經越來越多？（韓粉、柯粉、英粉，都可以視韓黑、柯黑、英黑為異類，反之亦然。）
還有，這兩部影片可以探討「同理心的不可能性」：它者是否永遠是它者，除非我自身也變成它者？要不是《黑鏡》的某士兵的晶片壞掉，眼中看到的不是蟑螂而是人類，是否他的同理心永遠無法出現？要不是《第九禁區》的男主角自己開始變成大蝦，他是否永遠無法理解或同理大蝦？如果同理心必須以某種共通性為基礎（必須是人形、必須是同類），那麼，這樣的共通性在滑坡效應下會越來越嚴格（沒有得過憂鬱症的人，無法理解憂鬱症患者），以至於，所有經驗都是個別且主觀的，同理心變成是不可能的了。
李維(Promo Levi)在《滅頂與生還》中的〈刻板印象〉那一章說道，針對他的奧茲維茲集中營倖存經歷，有個問題總是不會缺席：「你為什麼不逃跑？」甚至有個小男孩還幫他構思了逃跑計畫。李維說，這是旁人深陷於「英雄敘事」的文化腳本框架，而產生的刻板印象。旁人無法想像集中營的嚴酷、囚犯的虛弱、外界照樣危險等當時情境。同樣，我們生活中所充斥的各種刻板印象可能不夾帶鄙視，但仍形成了相互理解之間的不可跨越之鴻溝。
題外話之二。在《時代偽證者》中，還有另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場景，是英國法官對於「言論自由」的理解深度。我們都知道，言論自由只是保護「個人觀點」，但不保護「捏造事實」。根據這點，女主角的律師團指控極右翼英國歷史學家David Irving：捏造事實、反猶主義、種族歧視等。
然而，法官針對這幾點指控之間的矛盾處，提出了一個疑問：「如果一個人是反猶主義者，他發自內心相信他的信念，那他有權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對吧？」意思是說，如果極右翼英國歷史學家David Irving是出於他的反猶信念，真心地相信大屠殺沒有發生，那麼他在其著作中的反猶立場只是出於個人的偏見，是否就無法構成他扭曲歷史、捏造史實的指控？
法官的這個疑問，突顯了言論自由界限的灰色地帶，「個人觀點」和「捏造事實」之間有個說不清楚的模糊交界。「捏造事實」在於知道並承認事實，但可能是基於利益的因素（像是殺人犯避免自己有罪）而說謊，虛構了事實。但是，極右翼英國歷史學家談論的是過往的歷史事件，我們只能說他是基於「個人偏見」而採取刻意選取的、偏頗的證據，而可能無法說他是「說謊且虛構事實」。當然，女主角最後還是打贏了這場官司。只是，法官的這個疑問，實在值得玩味深思。對於自詡為左派的我們，有某種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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