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威關係的反身性：自由地選擇要臣服
這裡主要是要解釋Zizek的AB這一組命題（出自《神經質主體》第5章）：
A.家庭關係的「自反化、政治化」(relexivisation of family relations)(family life gets politicised)
B.公共職業生活的「家庭化」(familialization of public professional life)(public professional life gets familiarised)
這一組命題是用來說明今日社會的「父親權威」演變所出現的問題，我們以為自己走向了A，但實際上變成是B。
一、貝克的自反性，如何說明了第二次現代化：父親權威的嬗變，或家庭功能的轉變？
1.第一次現代化，政治力在外圍「影響」著家庭。隨著對女權和兒權的重視，父親開始注意要尊重妻子和子女。
2.第二次現代化，政治力可直接「介入」家庭。法律加強了女性和兒童的實質權利，父親的權力隨時可被拿走（當父親損害子女的利益時，如家暴）。
二、Zizek採用這一組命題，主要是拿佛洛伊德來跟貝克「風險社會」中所提到的自反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當中的「自反性」作對比。Z認為貝克的「自反性」不對。
所以，第二個問題是：貝克的自反性現代化、佛洛伊德式的反身性，這兩種自反性，有何差別？
2.貝克的（三），所突顯的問題是：已經沒有任何標準、量尺、判斷依據，只剩下我的自由詮釋、自圓其說、自負其責、多元認同…，這是一件好事嗎？
主體全面地自主了嗎？失去了所有的大它者的保障，我就是一個完全能夠負責、自由選擇、自主決定的主體了嗎？
3.Zizek 當然是認為：「錯」。主體並沒有自主，反而衍生出新形式的依附（四）：童年被無限地延長，機構承擔了家庭的保母功能，而主體自願地選擇要臣服。他要說的是，自反性現代化（三）看似推向了極端、造成現代化的悖論，但其實它在底層悄悄地回到了前現代、前反思，也就是說，（四）跑回到（一）去了。
4.不過，這個悄悄退回去的（四），跟原先的傳統（一）情況還是不同的。
傳統（一）的基本根據是未啟蒙的自然、實體等思維（不用問為什麼，小孩就是要聽大人的話）。
而（四）卻是根據理性選擇，主體自主地選擇要（一）（問了千百個為什麼之後，小孩主動地選擇想要聽大人的話，把大人的話當成自己的意見）。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