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興儀的學術和日常散文

奧許維茲之後沒有詩，任何文化批評（封閉論述）來解釋大屠殺，必然失敗。

奧許維茲之後有證詞，而這個證詞，絕不是敘事的整合。

1. 奧許維茲之後沒有詩

阿多諾(Theodore W. Adorno)關於納粹大屠殺有一句經常被引用的著名格言，它有不同的版本：「奧許維茲之後沒有詩」(After Auschwitz, it is no longer possible to write poems.) ，或是「在奧許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的」(To write a poem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這句格言有相當發人深省的震撼效果，思想家們也有各種不同的解釋。

勒克赫斯特(Roger Luckhurst)是從文明或文化的難題來解讀。他認為阿多諾基於文化批評的立場，要指責的是整個西方文明。西方哲學的思辨文化和資本主義的無情剝削，兩者既協同共作又相互排斥，此一矛盾在奧許維茲產生了最極端的爆發。奧許維茲這個巨大的創傷性事實所顯示的是：西方哲學的毀滅。包含詩、藝術、文學、思想等，以及作為它們底層基礎的哲學思辨，通通都受到奧許維茲的挑戰，但全都禁不起此一事實的重量而被粉碎了。整個文明的形上學機能是癱瘓麻痺的，再也沒有任何一個字詞能夠產生精神或文化的深度與高度，字詞全是扁平化的廢墟。

不過，勒克赫斯特強調這個沈痛的自省不能只是停滯的哀嘆，它需要成為一個起點。「對阿多諾而言，所有的西方文化立刻被奧許維茲污染且與之共謀，然而，文化之否定同樣也是野蠻的。如果沉默不會是選項，則阿多諾為藝術和文化批評設置了最嚴格地且矛盾的命令：必須發現如何再現那不可再現的(representing the unrepresentable)。」我們的任務並不是要取消或否定文化，而是要從奧許維茲開始重新提問。自1945年之後的所有文化，都必須要去表述奧許維茲這個問題，儘管它是個無法被理解與被掌握的歷史知識，是個不可再現的創傷難關，但文化的責任正是要去表述與再現「那不可再現的」。

費歐曼(Shoshana Felman)說，「所有的詮釋模式，都傾向於將歷史的實質與神話的誘惑混為一談，將迫人難解的事件簡化為令人安心的整體神話。…代表了所有既定文化論述嘗試見證解釋大屠殺的失敗。」

2. 奧許維茲之後有殘餘

阿岡本(Giorgio Agamben)除了討論文化本身的難題之外，還更多地討論了文化對死亡之態度的難題。他認為阿多諾把奧許維茲視為歷史的分水嶺，不僅強調在此之後不該有詩，就連對它的批評也都是垃圾。因為不論是詩或批評，其中都顯示了我們的文化與死亡的關係是極端模糊的。我們既不應該把死亡認為是大量低成本的屍體製造，也不可能去強調每個人都擁有專屬且適切的死亡。前者讓死亡停留於事實性的冷血與殘酷；後者則只是為了掩飾生命消失的無意義，而輕浮地賦予個體死亡某種主觀的意義。這種文化與死亡之間的模糊性，將使得後-奧許維茲文化依然延續著奧許維茲。

對阿岡本而言，奧許維茲之後沒有詩，但奧許維茲之後是有殘餘的，我們的任務即是要去探索這個殘餘：證人和證詞。特別是，從作為唯一證人的活死人(Muselmann)身上，去追問何謂「活著死亡的生命」。阿岡本說，殘餘顯示了對奧許維茲之罪行的不確定性：「控訴奧許維茲有兩種明顯矛盾的立場，一方面，認為它實現了死亡無條件地戰勝了生命；另一方面，認為它貶抑與降格了死亡。」奧許維茲的真實密碼是活死人(Muselmann)，「他是銘刻在每一個證詞當中的空白」。

3. 奧許維茲之後有證詞

我並沒有要追究阿多諾本人的原意，也不想去考據格言的諸多詮釋，事實上，這句格言早已脫離了作者，也脫離了它本身。因此，雖然勒克赫斯特和阿岡本兩人都做了很好的發揮，但我認為若再加上費歐曼(Shoshana Felman & Laub)，則由格言所引領出來思維，可獲得更多的開展。

費歐曼將阿多諾的格言和策蘭(Paul Celan)的詩作放在一起討論。身為集中營的生還者，策蘭的詩即是證詞。

策蘭後期有一個詩作上的重大轉變，他拋棄了自己早期的作品〈死亡賦格〉(Death Fugue)，拒絕再出版發行它。雖然〈死亡賦格〉非常受到重視，但策蘭等於是不承認這個作品。〈死亡賦格〉用「飲乳」、「黑色牛奶」等象徵來表達灰燼和屍體，顛覆了一般文化和基督教的傳統用來代表生命泉源的象徵，而是代表死亡和毀滅。並且，它將殺戮場景轉變成音樂劇這樣的高雅文化表演，使得暴力不僅只是殘酷而已，還變成邪淫的享樂。

策蘭後期詩作的轉變，不僅不再呈現如〈死亡賦格〉的景觀與意象，還離開了優美旋律的音樂性，所寫的是斷簡、斷片般的語言。他將沉默引入整首詩當中讓旋律破碎，也將沉默引入到每一個字詞和音節中讓語詞破碎。詩裡面沒有統一、整體、連續的意義，沒有可掌握的知識，甚至也沒有任何可自我掌握的意識。沉默敲擊著詩人和聽者，讓虛無的迴響發生。費歐曼強調這個轉變的重要性：「策蘭的詩不只是如一般人所說，要尋求可回應的你以及再創造聽者，還要顛覆、脫離、取代美學作為藝術統治計畫(project of artistic mastery)的本質，將詩——作為語詞的破裂和漂浮的證詞——轉化為某種內在的、無先例的、見證的述說計畫(project of address)。」

承接阿多諾的格言，我們可以說，策蘭把原先的命題「奧許維茲之後沒有詩」，轉化為問題：「奧許維茲之後，詩該如何？」而他自身已經給出了解答。重點並不是要否定文學藝術，而是要質疑文學藝術的功能。藝術的功能不該是「風格化的美學原則」(esthetic principle of stylization)，不該是把受苦轉化為形象，這對受害者是不正義的；當大屠殺變成部份的文化遺產時，文化很容易就會繼續催生出殺戮。不論是直接把摧毀世界當作是藝術作品的創造（奧許維茲本身），或是讓藝術作品再現出摧毀世界的景觀（奧許維茲之後），都是要被拒絕的。

簡言之，藝術必然要袪美學化(de-aestheticize)，詩不是抒情詩，不是以美學風格來再現死亡與痛苦的景象。詩是證詞，要去再現那不可再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