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威關係的反身性:自由地選擇要臣服

 

這裡主要是要解釋Zizek的AB這一組命題(出自《神經質主體》第5章):

A.家庭關係的「自反化、政治化」(relexivisation of family relations)(family life gets politicised)

B.公共職業生活的「家庭化」(familialization of public professional life)(public professional life gets familiarised)

這一組命題是用來說明今日社會的「父親權威」演變所出現的問題,我們以為自己走向了A,但實際上變成是B

 

一、貝克的自反性,如何說明了第二次現代化:父親權威的嬗變,或家庭功能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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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次現代化,政治力在外圍「影響」著家庭。隨著對女權和兒權的重視,父親開始注意要尊重妻子和子女。

 

2.第二次現代化,政治力可直接「介入」家庭。法律加強了女性和兒童的實質權利,父親的權力隨時可被拿走(當父親損害子女的利益時,如家暴)。

 

二、Zizek採用這一組命題,主要是拿佛洛伊德來跟貝克「風險社會」中所提到的自反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當中的「自反性」作對比。Z認為貝克的「自反性」不對。

所以,第二個問題是:貝克的自反性現代化、佛洛伊德式的反身性,這兩種自反性,有何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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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貝克的(三),所突顯的問題是:已經沒有任何標準、量尺、判斷依據,只剩下我的自由詮釋、自圓其說、自負其責、多元認同,這是一件好事嗎?

主體全面地自主了嗎?失去了所有的大它者的保障,我就是一個完全能夠負責、自由選擇、自主決定的主體了嗎?

 

3.Zizek 當然是認為:「錯」。主體並沒有自主,反而衍生出新形式的依附(四):童年被無限地延長,機構承擔了家庭的保母功能,而主體自願地選擇要臣服。他要說的是,自反性現代化(三)看似推向了極端、造成現代化的悖論,但其實它在底層悄悄地回到了前現代、前反思,也就是說,(四)跑回到(一)去了。

 

4.不過,這個悄悄退回去的(四),跟原先的傳統(一)情況還是不同的。

傳統(一)的基本根據是未啟蒙的自然、實體等思維(不用問為什麼,小孩就是要聽大人的話)。

而(四)卻是根據理性選擇,主體自主地選擇要(一)(問了千百個為什麼之後,小孩主動地選擇想要聽大人的話,把大人的話當成自己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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