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傑克：從「對難民的恐懼」來看歐洲
（這是紀傑克的時事評論，我作了隨性且粗略的翻譯）
Slavoj Žižek: What our fear of refugees says about Europe
http://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uk/2016/02/slavoj-zizek-what-our-fear-refugees-says-about-europe
拉岡說，即使一個忌妒的丈夫對妻子的懷疑是真的（她確實跟別的男人上床），這個丈夫的忌妒仍然是病理學的。為什麼？真正的問題不是：「他的忌妒合理嗎？」而是：「為什麼他需要用忌妒來維持他的自我同一性？」同樣地，不論納粹對於猶太人的指控是真的還是假的（猶太人剝削了德國人、誘惑了德國女兒…），納粹的反猶主義仍然是病理學的。因為它壓抑了納粹反猶主義的真正理由：為了支撐他們的意識形態位置。
這不正是類似於今日對於難民和移民逐漸增長的恐懼嗎？用比較極端的推論來說：即使我們對於他們的偏見都被證實了（他們是潛在的基本教義派恐怖份子、他們性侵又偷竊…），這種關於移民威脅的偏執言論仍然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病理學。這樣的言論所透漏出來的訊息，是關於歐洲人的，而不是關於移民的。真正的問題不是：「移民真的威脅到歐洲嗎？」而是：「認為移民具有威脅性的這個偏執心態，它說出了怎樣的歐洲弱點？」
要分開兩個面向來看。一個面向是對抗歐洲伊斯蘭化的恐懼氛圍，它本身很明顯是荒謬的。那些逃離恐怖的難民，竟被等同於他們想要遠離的恐怖份子。難民之中確實有恐怖份子、強暴者、罪犯，但是大部分人只是想要尋求較好生活的絕望人們。這個明顯的事實，被給予了一種偏執的扭轉，形成這樣的觀點：移民表現為（或假裝為）絕望的難民，但事實上，他們是新一波的伊斯蘭入侵歐洲。總之，問題的原因出在內部的全球資本主義，卻被投射到外部的闖入者身上。懷疑的眼光總是在到處尋找「證據」，雖然有半數很快就被證明是錯的。
另一個面向是對難民抱持人道主義式的理想化(humanitarian idealization)。這種態度忽略了這個困難的議題，即這些不同生活方式的人或許真的可能是新法西斯右翼者。看看這個悲喜劇場景，不斷自我譴責的歐洲，聲稱它背叛了自身的人性，它是自私的（讓數以千計的人溺死在它的邊境，呈現出歐洲作為謀殺者的景觀）。這種自我譴責的態度，是沒有解放意涵的。這裡完全不考慮他者是「壞人」的任何可能情況，單純地認為這要嘛是我們（這些西方種族主義者）投射在他者身上的，要嘛是我們（這些西方帝國主義者）以殖民的暴力虐待他者的結果。為了超出我們自身的封閉迴圈（不要將我們自身「被壓抑的」邪惡面投射到他者身上），於是我們向著善良、純真的他者敞開雙臂，我們相信自己所遭逢的是「本真的」他者。然而，這同樣也是我們的意識形態幻象。
這裡沒有協商調節的空間，這兩個面向無法一致（「好吧，反移民的偏執狂的確是誇張了，但還是些基本教義派混在難民中…」）。即使有一丁點的準確性，符合了反移民的種族主義者的宣稱，也都無法證成他的偏執狂是合理的。然而，另一方面，人道主義者的自我譴責則是徹底自戀的，關閉了與移民鄰人的真正遭逢。我們的任務是要去討論這個令人不愉快的議題，而不變成種族主義者。
上面這兩種，我們都在迴避與一位實際鄰人（以及他或她的特殊生活方式）的真實遭逢。現代哲學之父笛卡兒曾經說，他年輕時，覺得外國人的態度和信念是可笑與偏差的，但是他反過來問自己：是否對方也正是這樣設想我們。這個倒轉的結果，並不是一般的文化相對主義，而是更為激進且有利益的。我們應該學習一種袪中心或離心的體驗，來反觀我們的習俗，感受它完全的怪異性和任意性。Chesterton在他的書中，想像著在所有自然動物當中，人類看起來像是個怪物：
「關於人的最簡單真理就是：他是一種非常奇怪的存在，幾乎是地球上的奇異者或陌生人。在所有的動物中，他有許多表現不像是生長在這個地球上，而像是來自於其他星球並帶著外星人的習慣。他具有不平等的優勢，也具有不平等的劣勢。他不能睡在自己的皮膚上，他無法信任自己的本能。他既是創造者，可神奇地移動著手和手指，也同時是個跛子。他圍著人造的繃帶，那叫做衣服。他掛在人工支架上，那叫做傢俱。他的心智同時充滿懷疑的自由和野蠻的限制。在所有動物中，他被美麗的瘋狂所顫動，那叫做笑聲，彷彿他掌握到宇宙本身所隱藏的形塑宇宙之祕密。在所有動物中，他感到需要讓他的思維與身體存在的最根本現實性分離開來，將身體隱藏起來，為了某種更高的可能性，而創造了神秘的羞恥感。不論我們稱讚說這些東西對人類而言是自然的，或是斥責說這些是人工的，它們都是獨特的。」
所謂的「生活方式」不正是要成為地球上的陌生人嗎？某種特定的「生活方式」，不只是一堆抽象價值（基督徒、穆斯林等）的組合，它體現在日常實踐的厚實網絡中：我們如何吃喝、唱歌、做愛，如何關聯於權威等。我們「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它是我們的第二自然，這就是為何直接的「教育」無法改變它。我們需要更為激進的東西，某種布萊希特的「異化」(extraneation)，某種深層的存在經驗，它突然地打擊了我們，讓我們領悟到我們的習俗和儀式是多麼地愚蠢和無意義。關於我們擁抱、親吻、洗澡、飲食等方式，沒有什麼東西是自然的。
我的重點並不是「在一群陌生人當中認識我們自身」，而是「認識到我們自身之中有個陌生人」，這就是寓居在歐洲現代性當中最為內在的面向。承認我們所有人自身的生活方式，都是怪異的瘋子，這或許是在面對不同生活方式時，能夠產生可容忍的共存的唯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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