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戀」之嬗變(四):今日自戀現象的社會根源

 

四、延伸:今日自戀現象的社會根源

 

前面都講理論,這一段要講當今的實際社會現象。我先區分個人病理學和社會病理學。

在個人病理學方面,要問:自戀者有什麼錯?倘若他只是沉溺在自己小宇宙中,頂多就是沒有人際關係或社會關係,或是常與週遭的人產生一些不愉快的相處,或是不參與社會,如此而已,算不上對社會有害的大問題。因此,自戀如果是個嚴重的「症狀」的話,根據精神病理學,會依DSM-V手冊來處理他個人內在的生命史問題。

撇開精神病學,在心理哲學方面,我會使用盧梭的區分:好的、健康的「自愛」(amour-de-soi),和不好的、病態的、虛榮的「自戀」(amour-propre)(盧梭的概念有點複雜,我作了簡化的處理)。因此而建議:「解除自戀的療方是自愛」。換言之,我認為自戀者不是「沒有他人」(韓炳哲會建議:自戀者要向他者開放),而是「沒有自我」。自愛的人會真正為自己著想:他希望自己能夠改變,而非僵化;他會培養自身高尚的內在價值,而非只是虛華的外表;他盼望自己能被他人真心喜愛,而非只是博取目光;他期待自己有長期穩定的滿足感,而非短暫的享受掌聲。總之,自戀者不自愛,自戀者要學會如何自愛。

但是,我比較關心的不是個人病理學,還是在社會病理學方面。我們需要討論更多:在今日,倘若自戀不在只是個人偶發的現象,而是以然成為一種廣泛的集體普遍現象,那麼,它的社會條件和社會背景是什麼?這樣的心理問題,其社會根源是什麼?

有兩個可延伸的方向。一個是抑鬱型自戀,另一個是集體認同的攻擊型自戀。這兩種型態的情感和行為表現正好相反,前者是低沉抑鬱的無作為,後者是慷慨激昂的暴力作為。這兩種情況都顯示了自戀是一種「自我防衛」機制,要嘛是消極的,要嘛是攻擊的。

 

1.抑鬱型自戀

 

抑鬱型自戀又可以區分:贏家和輸家。贏家的形象經常出現在韓炳哲那裡,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功績社會」,使得個人對自身發布「你能夠」的自我剝削命令。各種由比較、分類、標準化構成的功績要求,使得社會越來越陷入「同質化的地獄」,陷入自戀的自我封閉。不僅社會如此,個人也是,功績社會導致了倦怠社會,主體因筋疲力盡而退回到自我中心,產生抑鬱型自戀,生活中只剩下用消費來自我防衛,作為疲憊的代價,且避免被其它人趕過去。

輸家的形象,鮑曼(Zygmunt Bauman)和史坦丁(Guy Standing)談得很多。由於過度的功績要求,大量的資訊超載,太快的職業變遷,使得底層階級和不穩定階級越來越多,他們處於無保障的長期不安全感之中,不斷受到「社會評價威脅」而產生焦慮。作為「已經變成的輸家」和「即將到來的輸家」,最好的自我防衛方式便是自戀,用自吹自擂來取代自我貶抑,無力地沈浸在一個自我肯定和自我關照的世界中。

贏家怕被趕過去,輸家怕被看不起,結果卻都是一樣的。抑鬱型自戀,檯面上形象是自誇的,但私底下卻是消極無力的、沒有野心的,僅剩下的一點精力,都拿來勉力維持自己的門面。讓人家和自己覺得「我是幸福的」:有吃、有玩、有美景,今天開心就好,因為知道沒有未來,所以要避免自己這輩子都沒有開心過。我們總會聽到某些「回歸生活」之類的口號。這樣的口號,過往是用來勸戒那些過度投入市場競爭而罔顧家庭生活的人,但今日卻是消費社會用來安撫那些對前途無望的人:反正也沒有可期待的前景,不如就先過好今天吧。

抑鬱型自戀雖然是集體現象,但是他們散居各處,由於他們消極不行動,所以他們不集結。下面那種則是相反。

 

2.認同政治的惡性自戀

 

集體認同的自戀,其自戀的型態不再只是向內退縮回到自身之中,而是以自我中心為基礎,集結起來,向外展開對他人的攻擊。

佛洛姆(E. Fromm)提到「有益的自戀」和「惡性的自戀」,後者指的是因集體認同所產生的歷史戰爭或暴力:宗教對立、種族對立、國家對立等。沃林(Richard Wolin)認為,用文化認同或種族認同,來支持傳統法西斯主義和當代歐洲新右派,這種「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很容易吸引到中產階級,因為他們最容易受到環境變動的影響,成為「現代化過程的輸家」。一旦感覺到輸,自戀的自我防衛便油然而生,強調某種自身的文化或種族認同,排除異己,不僅可以找到代罪羔羊,並且撫慰了受傷感和自卑感。佛洛伊德的「受傷的自戀」依然具有解釋力。

惡性自戀的集體認同,也復發於今日:美國的白人至上主義、歐洲反移民的極右民粹主義、ISIS的恐怖主義等暴力,都建立在認同政治上,也是源自於資本主義的惡質經濟背景,只是多了全球化的因素。

這種自戀的情緒是由憤怒轉變成怨恨,由不滿轉變成報復,並且往往是替代性的報復,即所報復的不是肇因的主角,而是投射在比自己更弱勢的人身上。因此,它不是一種為受傷而尋求正義的手段,而是一種宣洩性的轉移攻擊。

 

3.小結

 

電影《美麗男孩》中,有一小段台詞很棒:「有一天,我在醫院醒來,有人問我『你有什麼問題?』,我告訴他『我酒精與藥物成癮』,他說『那不是你的問題所在,而是你處理問題的方式』。」同樣地,上面這兩種自戀的型態,「不是問題所在,而是處理問題的方式」。

它們本身不是問題,而是針對問題,所採取的自我防衛姿態。抑鬱性自戀,是用被動式的回應來呈現自身的無能為力,自我麻痺地固守乾旱的自我之地。而認同政治的惡性自戀,則是用主動式攻擊來掩飾自身的無能為力,依附於偏執的認同,錯誤地假定了敵人。

它們有貢獻之處,就是向我們透露出「對的問題」。但它們本身卻是作為「錯的藥方」,去因應那些問題。因此,我們需要重新回到它們的問題源頭,確定並面對它們背後那個「對的問題」:資本主義所造就的不公平的非正義社會,消費主義所塑造的廉價功績社會,個人主義所誘導的自我究責的個體化社會。

社會的矛盾,造就了心理的問題。針對社會病理學,倘若我們依然停留於「個人式解決」(心理諮商),那我們就走錯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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