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流氓:兩種解釋

 

英國的「足球流氓」(Football Hooligans)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奇特現象。新媒體《轉角國際》有一篇張鎮宏先生寫的〈英國病:足球流氓,英格蘭紳士的暴力變身〉,將來龍去脈介紹得很詳盡,值得參考。我在這裡就不再贅述它的現象。簡單來說,它是一種與足球競賽相關的群體暴力行為,球隊的支持者具有高度的內部凝聚力,向外會對其他隊伍的支持者進行攻擊。甚至,不僅止於對立性的攻擊(攻擊其他城市或國家的球迷),也經常產生沒有理由的、任意的街頭胡亂破壞行為:喝酒、打架、鬧事、砸店砸車等。

針對這樣的行徑,只是用「瘋狂球迷」來形容他們,似乎對他們無法有更多的理解。下面所要討論的是:足球流氓文化的形成背景和群體心理狀態是什麼?他們為何如此?分別有兩種解釋。

 

一、Llosa:文明的壓抑,以及對壓抑的反撲

 

Mario Vargas Llosa在一篇小短文〈足球流氓,高度文明化的產物〉中,用古典佛洛伊德的「壓抑」理論來解釋,認為足球流氓是對文明的壓抑所激起的反動,是對文明的反撲。如我們在《文明及其不滿》中讀到的:生活在文明之下的人們,感到內在的本能和激情被壓抑了,這些被壓抑的東西總是在騷動著、伺機反撲。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主張「被壓抑者回歸」(return of the repressed)的解釋。

Llosa釐清了一個常見的迷思,一般人以為英國足球流氓是社會邊緣人或失業者,他們是資本主義下的受害者,其受害導致了不滿的舉動。不是這樣的。Llosa說,他們都是中產階級,有體面的職業:工程師、鐵道員、消防員、飛行員、郵局員工等。他們的收入也能夠負擔得起昂貴的火車票、機票、住宿費用等,追隨著球隊到處跑,旅遊於其它城市或國家,進行破壞性狂歡。並且,他們平日在鄰居和同事眼中,都是彬彬有禮、溫和、樂於助人的形象,並非猥瑣狡猾之輩。

因此,Llosa認為這些所謂的「文明受益者」,是基於對文明社會的單調、規律、無聊感到不滿足,於是「渴望著他們失去的東西:不確定性、風險、本能、激情」。他們的瘋狂暴力行為,乃是釋放出他們無意識當中被壓抑的動物性或原始部落特性,藉此打破文明規範,逾越日常準則,表達對文明的反動。

Llosa在文章的結尾說:「足球流氓不是野蠻人:他是文明的精緻和恐怖的產物」。在他們有教養的裝扮底下,潛藏著被文明面具所壓抑的野蠻性,一旦遇到合適的機會,「被壓抑者(內在的野蠻人)回歸」便導致了狂暴的破壞行為。

 

二、Zizek:「寬容」加劇了族群暴力,掩飾了階級問題

 

1.「壓抑」的錯誤之處:訴諸於神秘的生物學本能

 

Zizek在《The Ticklish Subject(p.204)中指出:「Llosa對佛洛伊德誤讀,將眼前的暴力噴發給神秘化和自然化:彷彿有一種固著的、不可縮減的憤怒,不被允許的表達,這個傾向必須用另外的方式去表達。」也就是說,上述Llosa用「壓抑」來解釋足球流氓,預設了一個不透明的東西,即我們的原初本質乃是與動物接近的「自然性」(本能),它是無法被馴服的,是文明的火山岩底層所潛伏的(伺機而動的)岩漿。

這種解釋傾向於「將暴力給神秘化和自然化」。不僅是在診斷上產生錯誤,歸結於某種生物學主義的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不是生物學主義),無法讓我們對於今日的「社會問題」有更具啟發性的想法。並且,在處方或解法上,也會跟著錯誤:要嘛給予一個宣洩動物性的管道(這不就是足球流氓正在做的嗎?),要嘛用更加文明的方式去昇華它(佛洛伊德早已用危險的「超我」來解釋過昇華的不成功)。

Zizek而言,我們以為我們失去的東西(古老的激情),它並不存在,沒有這個東西。我們渴望恢復的東西,是我們自己想像建構出來的「人工的自然性」。亦即,它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它的「擬似自然」的面貌底下,掩飾了「社會建構」的運作。我們需要揭穿它的「自然」假面具,揭露其下所含藏的社會運作機制。

 

2.處方的悖謬:當代文明的特徵是「寬容」政策

 

針對足球流氓的可能成因,Zizek的說法是:「與Llosa明顯相反,我的論點更強:新-納粹光頭黨的族群暴力,不是自由主義多元文化寬容的『被壓抑者的回歸』,而是『直接由它生產的』,是它本身被遮掩的真實面貌。」這段話跳躍得太多(Zizek有時會偷懶,或寫得太急太倉促),需要多做些解釋和釐清。

首先,Zizek把足球流氓的暴力,類比為「新-納粹光頭黨的族群暴力」。兩者同樣都是狂熱地擁抱自身的身份認同,並為了凝聚認同而攻擊其他差異的身份認同者。因此,他並不想區分兩者的差異,直接就歸類為「族群暴力」:基於某種族群同一性而產生的暴力。

其次,他同樣以文明作為背景,但是不像Llosa那樣泛指一般的文明(著眼於乾淨整齊、注重教養禮貌、重視規範秩序等),而特別強調當代的特徵,即「自由主義多元文化的寬容」這個背景。因為這個背景和族群認同的形成息息相關。這裡我們需要補充Wendy Brown在《規制嫌惡》(Regulating Aversion)一書中,對於「自由主義多元文化的寬容」的批判。

Wendy Brown書中,可以和這裡呼應的一個論點就是:「自由主義多元文化的寬容」(有點長,以下簡稱「寬容」)使得「政治衝突被自然化(naturalize),以及政治所生產的同一性被存有學化(ontologized)」。也就是說,當我們訴諸於「寬容」作為解決群體政治衝突的策略時(這裡不是談論個人美德的「寬容」,而是談論政治策略的「寬容」),這個解決方法,反而製造了更多麻煩,甚至使得原先的衝突更加強化。因為在「寬容」的訴求下,會自動地「將衝突縮減為存在於各同一性之間固有的摩擦,讓宗教、族群、文化等差異本身成為衝突的固有場所」。

一旦「寬容」被提出來,呼籲保持多元文化之間的和平共處,此時,我們就不再去追問多元文化衝突背後,所存在的各種族群同一性如何被建構出來的歷史過程,也不再考量政治經濟的權力支配問題。「被寬容者剝除掉了歷史和權力的建構,就會被定義為與寬容者之間具有某種自然的和本質的差異」。我們直接就認定各個族群的分立差異是「自然而然就會這樣」(自然化),因為他們的同一性「在存有學上本來就如此」(存有學化)。這裡出現的是「處方的悖謬」:「處方」一旦提出來,就自動回頭去穩固了病症的「診斷」,並且不再質疑這個病症的「診斷」是否正確(其實這個「診斷」是錯的)。

第三,補充了Wendy Brown之後,再回頭來看Zizek這句話:「族群暴力是『直接由寬容生產的』,是它本身被遮掩的真實面貌」。由於「寬容」直接穩固了族群同一性,使得族群之間的對立變得不可調解,一切對於社會的不滿,都可以歸罪於「是另一個族群害的」(尤其針對移民)。把矛頭指向另一個族群,找到了這個簡易的替罪羊,不僅讓怒氣有了行動發洩的出口,也不必再去追問:族群存在嗎?族群對立是否掩飾了階級問題?我們是否成為穩固權力的共謀?等等這些複雜燒腦的問題。

寬容用「族群」來操作(反而回過頭加劇了族群暴力),實際上為的是遮掩經濟的「階級」問題。亦即,與資本主義合謀的自由主義,在全球化與多元文化的現況下,為了迴避它內在的階級問題,轉而用族群問題來掩飾它(來引導怒氣)。而「寬容」政策正是一個主要的幫凶。事實上,英國足球流氓(或新-光頭黨)這些中產階級,看似過著舒適穩定的生活,但在全球化貧富差距日漸加擴大的背景下,仍然隱約能夠感知到中產階級正在消失中。這種模糊的感知,使他們心理潛藏著不安全感和不穩定感,擔心自己即將落入「不穩定階級」(precariat)。暴力的爆發,乃是來自於不安全感和不穩定感。

 

三、客觀背景之外,需補充主體的心理機制

 

Zizek從一個最大的社會結構與背景,來突顯他和Llosa之解釋的差異。Llosa把問題放錯了脈絡,就會問錯問題,當然也就無法提供適切的解決方案。

不過,雖然我們從Zize那邊看到修正後的背景(客觀社會結構的因素),但還需更多地補充主體的心理狀態(主觀的因素)。即這種族群暴力,靠著怎樣情緒或情感來支撐與增強。主要可以討論的有兩種心理機制:怨恨憂鬱(或躁鬱)。「怨恨」我在其他文章談過了,這裡就不詳談。憂鬱(或躁鬱)是另一個大主題,有待日後另文詳細剖析。

結語部份,我只是要強調。第一,社會結構因素很重要,但要掌握到對的脈絡。第二,只有社會結構因素還不夠(客觀因素),主體的內在條件或心理機制(主觀因素)才是使得暴力最終能被達到、被支撐、被擴張的重要推手。如果要把「社會病症」的診斷做得更清楚,不能缺少這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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