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讓問題一直存在,而不斷提供各種答案

 

紀傑克(Slavoj Zizek)有一句話:「為了讓問題一直存在,而不斷提供它各種新的、更新的答案。」我很喜歡這句話,覺得令人深思。它不同於一般常識上對於「問題」和「解答」的關係,他提出一個反常識的邏輯。

在一般常識上,「問題」和「解答」的關係是這樣的:一種是「解答是為了解決問題」,還有一種是「有問題,才有解答」。然而,Zizek的那句話,所表達的正好相反:經常,我們的作為顯示了,「解答是為了不去解決問題」,以及「作出解答,反而才生產出問題」。

這呼應了他一直提醒的:不要急著去解決問題。經常,心急的行動派搶著要給出方案,但卻越做越糟,讓人疑惑說:這真的是想要解決問題嗎?他強調,我們需要先坐下來好好重新思考一下:問題究竟是什麼?我們真的了解問題了嗎?

我試著舉一些例子,來說明怎樣叫做「為了讓問題一直存在,而不斷提供它各種新的、更新的答案」?正好也可以呼應我之前所作的一些書籍摘要。

 

一、政治正確

 

紀傑克說這句話的脈絡,是在《與否定性駐留》(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214)這本書中,上下文是這樣的:「政治正確(PC)的態度,就是沙特所說的知識份子自欺(mauvaise foi/ bad faith)的一種典型:為了讓問題一直存在,而不斷提供它各種新的、更新的答案。這種態度真正害怕的是問題會消失。」

因此,「政治正確」可以是一個例子。紀傑克認為「政治正確」的態度是以一種自我克制、自我犧牲的方式,去謹慎地檢討自身可能帶有的偏見,也用同樣的標準去糾正其他人的偏見。他說,這種「自我犧牲」的姿態,它的犧牲是有限的,它可以犧牲或放棄一切(放棄歧視他人所帶來的快感與優越感),但不會犧牲或放棄眼前正在做的這個動作(保有「政治正確」的快感與優越感)。

他並非指責「政治正確」不對,而是說它遠遠不夠。

一方面,它所採取的「方式」,帶有居高臨下的指責姿態(我是開放進步的,你是保守封閉的),這反而更容易挑起被指責對象的反感,造成對立的激化。

另一方面,它所針對的「內容」,只是針對淺層的態度糾正(你不該歧視他人),轉移了焦點,也無助於解決根本的問題。也就是說,它忽視了要去探索造成偏見的極為複雜因素。把焦點放在態度上,會轉移原本該有的目標:偏見所具有的結構性社會因素(社會歷史的規範和語言如何建構出偏見),以及深層的情感驅動因素(抱有偏見的人,其內在的驅動力和真正恐懼的是什麼)。

 

二、寬容治理

 

布朗在(Wendy Brown)《規制嫌惡》(Regulating Aversion)這本書中,對於「寬容」這個治理的概念,提出了質疑和檢討。跟上述的「政治正確」類似,「寬容」的呼籲,也是針對日漸升高的族群衝突,所發展出來的因應政策。不過,她要說的,不是我們民間所強調的寬容「態度」(這跟上述政治正確的例子很接近,只是在這裡的姿態不是去「糾正」歧視,是去「呼籲」美德),而是針對政府的寬容「政策」。

布朗認為,面對各種差異的衝突:族群的、性別的、政治團體的差異等等(尤其是族群的),政府的解決方法是用寬容來「治理」,於是,再度把權力的運作,施加在族群之中,造成袪政治化的結果。

族群差異,是被社會歷史所建構出來的,它不只是政治、文化、經濟等巨型權力運作的結果,同時也是論述、語言、敘事等微型權力的運作結果。這是第一步,權力「生產」出差異。

因著這樣的族群差異,衝突和隔閡不斷發生,於是,政府只能用各種「寬容」的呼籲,來治理、規範、減緩這些衝突。這是第二步,用寬容來「治理」各種衝突情境。

呼籲寬容,當然不是一件壞事。但糟糕的是下面這件事:在這個寬容呼籲之下,原本被建構出來的差異,讓人忽略、抹拭了它的被建構性質,而把差異當成是「自然而然的文化」(這是一組矛盾詞彙:自然和文化)。你有你的文化,我有我的文化,我們只能相互容忍,就寬大一點、忍耐一下吧,不要去侵犯彼此的邊界,相互不干涉就好。

當我們的焦點被引導要去容許差異時,就已然把這個差異給「自然化」了,不會再去質問此差異存在的合理性,也不會再去質問文化差異是否背後還有更麻煩的經濟差異或階級差異。難道,族群衝突真的只是族群的,而不是階級的?於是,第三步就是權力「再生產」出「自然化的差異」,把差異給穩定下來。

簡言之,權力不僅「生產」建構差異,並透過寬容治理,「再生產」並穩定了差異,將它視為「自然的」。生產與再生產,就是權力最精妙的機制。

寬容作為政府治理衝突的解答,它迴避了根本的問題(問題不在於族群分界,而在於貧富不均),進而,讓這個問題失去了它的解決可能性(政治化,用政治的方式,反抗造成貧富差距的資本主義現代化侵蝕)。

 

三、和諧的自我

 

雅柯比(Russell Jacoby)在《社會失憶症》(Social Amnesia)這本書中,探究了心理學歷史的發展演變,他批評新佛洛伊德學派----尤其是阿德勒----對佛洛伊德的修正,把佛洛伊德原本的好東西丟掉了,也把社會的結構性問題,轉移成個人的內在心理問題。

面對現代社會中,各種個人失調的心理困擾(輕者不安焦慮,重者罹患精神疾病),阿德勒等人所做的事情是,把根源導向「自我」,強調「自我」的和諧與完整,才是解決之道。

阿德勒這樣的解答,支持了官方的意識形態,認為「心理不安與困擾」只是來自於私人的(而不是來自社會文化的),只是由個體自主決定的(而不是被社會強加的)。因此,「心理不安與困擾」是自己的事,是自己沒有做好「適應社會」的準備。

相比之下,佛洛伊德解剖了「自我」,發現其中存在著社會衝突的根源。社會的敵對與衝突(權勢、壓迫、不正義、不公平等),已經存在於個人的自我之中。社會對個人的外部壓抑,構成了個人自身的內部壓抑。文明衝突與階級矛盾,構成了自我的內在衝突。

然而,阿德勒做的事情剛好相反,他消掉、忽略、掩飾、縮減了社會衝突,把社會預設為一個和諧的整體,如果個人在其中出了問題,則問題只是來自於個人本身。因此,阿德勒除了要求個人關起門來進行修煉和冥想(達到身心整合)之外,還要求個人要去適應有問題的社會(發展群性)。阿德勒首先讓個人與社會脫勾,不質疑社會對對個人的影響,然後再讓個人回頭去服從社會,順應社會。

佛洛伊德對社會的批判(左派的佛洛伊德),到了阿德勒那裡,變成對社會的擁護。心理學於是變成官方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掛勾的自由主義)的支持者,變成服務於權力的一套學說。針對個人心理失調,阿德勒訴諸於個人的和諧自我來作為解答。不僅讓原本的問題持續存在,甚至更加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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