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失憶症:導言

 

《社會失憶症》(Social Amnesia)的作者是雅柯比(Russell Jacoby),拉許(Christopher Lasch)為他寫了導言。這本書的主題是「左派的佛洛伊德」,也就是心理分析和馬克思主義的必要的相互辯證和補充。書中涉及到心理分析的歷史,雅柯比批評「後-佛洛伊德」學派和「新-佛洛伊德」學派如何弱化了佛洛伊德的社會批判力量,而把心理分析縮減為一種孤立的個人心理學,單純地只是去適應社會,而不再去質疑現存社會關係的合理性。

「社會失憶」指的就是:社會遺忘了佛洛伊德理論本身的社會批判性力量,使心理學被縮減、化約為服務於權力(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力)的素樸心理學,忽略了它可以深入到馬克思主義之中,探索客觀的社會理論無法觸及的集體個人的主體性心理深度。沒有佛洛伊德的馬克思主義,只是空的社會經濟架構沒有馬克思主義的佛洛伊德,只是盲的個人主觀心理。

「心理-社會」或「心理-政治」是一個手拉手、不可分離的概念,少了其中一方,都無法成事(成就社會解放或心理變革之事)。社會學和心理學在目前的離婚,各自導致了偏頗社會學主義和心理學主義。

這本書是一本很好的「方法學」指引,讓我們可以看到理論之間的辯證關係,讓我們在思考問題時,可以掌握更宏觀的角度。

以下是我對拉許(Christopher Lasch)的導言的簡單摘要與粗略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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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柯比是歷史學家,但這本書並不是一本傳統的歷史作品,僅僅說明心理分析的發展而已。它開啟了一個「爭論」,而非「客觀」的。而且,它處理的大部分不是經驗的問題,而是「理論」的問題。

它處理了心理分析、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等理論家。這些過去的理論家影響了當代,但對比於過去的啟蒙觀點,這些理論家把過去視為安全的,而不討論它了。雅柯比認為,我們現在的「啟蒙」,是一種「社會失憶」的形式,故意地壓抑我們已經知道的事情。因此我們選擇「遺忘」心理分析,因為它是擾人的,它堅持過去並沒有那麼容易被忘掉。佛洛伊德說,「過去存活(live on)在超我的意識形態中,影響著當下,難以發生新的改變。」

在這個遺忘理論的年代,理論必須要被追憶。雅柯比把他自己區別於另一種歷史學家。他們書寫心理分析,只是為了要繼續埋葬它。這種歷史是追憶的歷史,以及要去遺忘起源的歷史。

歷史學家對待心理分析通常有兩種理由。或是應用心理分析的技術,去解決歷史問題,或是把心理分析運動的起源放置在他們自己的歷史脈絡中。

第一種,簡化和化約了心理分析。它被當成是工具,被歷史學家選擇性地依照需要而拿來運用。錯誤在於,一、他們忽略了心理分析是一套理論,無視於它的整體性。二、併用了其他理論,以矛盾或補充的方式來解釋世界。三、僅僅把它當作解釋歷史事實的手段。這些歷史學家把社會、經濟、政治現象化約為人們心理學根源。心理分析不這麼做,它迫使人們要去考量相反的運作:在心理現象之中的社會、經濟、政治的根源。然而,實證主義傳統下的學派權力,主導了英語世界的學術傳統。

許多歷史學家和社會、文化的學生歡迎心理分析成為一種技術,滿足歷史分析的方便需要,而沒有對於政治和宗教運動進行更深入的理解。例如,William L. Langer提出來自於罪疚感蔓延的「大眾情緒困擾」來談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它給人的印象是,彷彿情緒的因素比宗教的因素更重要。偽心理分析的傳記學,心理歷史學,最惡名昭彰的例子就是Preserved Smith撰寫馬丁路德Luther,認為他是童年性情結的神經症的案例。

心理歷史的大部分作品都落入簡化論和化約論,歷史學家轉向求助於佛洛伊德,但並沒有嚴肅對待他的觀念。他們低估了這些觀念的,只取表面的說法,並混淆了新佛洛伊德主義。心理歷史學苦於一種外行的、隨便的途徑。

另一個更深的困難是,歷史學術界經常沒有觀念的嚴肅性。在歷史哲學中,歷史相對主義認為每個觀念都是好的。

他們無法理解,路德突破羅馬教廷的觀念,遠勝於他突破他的存在「同時被壓迫的病理學的罪疚感」(根據Langer)。

心理歷史學所缺乏的不僅是對於心理分析理論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缺乏基本的歷史想像,去理解過去某個議題在當時對於人類的重要性。

觀念史的研究,被認為是在歷史的空洞中對待觀念的發展,忽視了意識形態的研究。關聯於第二種,心理分析運動本身的歷史研究。把心理分析視為特定文化氛圍的產物:世紀轉向時的維也納,或是十九世紀末對實證主義的反動。這種路徑把最原初、最具穿透性的佛洛伊德理論給「歷史化掉」(historicize away)了。佛洛伊德被視為「他那個時代的人」,他過度強調精神官能症的性慾起源,是因為他活在一個性壓抑的社會。同時代,伴隨著性慾的壓制,還包括過度強調生物學的重要性,因為十九世紀醫學的機械論假定,尚未接受「文化因素」的理解。這種歷史的化約論,試圖對佛洛伊德進行某種歷史性的理解,以忠於他的基本概念。因為這些概念飽受攻擊,所以心理分析要被辯護為「它那個時代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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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柯比並沒有特別關心心理分析的歷史起源,他的主題是後續的發展和顛倒。比起歷史的化約論(它自動地縮減了它所審視的觀念),1920年代所謂的「否定的心理分析」(negative psychoanalysis)之源起,展現了對心理分析更為深度的理解。要注意的是,它的興起並不是基於歷史客觀性的欲望,而是基於1920-1930年代由盧卡其(Lukacs)和法蘭克福學派所發展的對於批判的熱情。對雅柯比來說,需要去解釋的是,為何布爾喬亞社會倖存於1914-1919的革命危機,即:為何儘管資本主義崩塌的客觀條件為事實,但為何革命運動仍然失敗?西方馬克思主義深思這個問題,他們意識到純粹客觀馬克思主義的限制。歐洲社會學所失落的是社會革命的「主觀」條件。唯有當馬克思主義能去分析主觀性(而不是只從經濟法則來推論它),才能夠去分析工業社會的危機。這個洞察把興趣轉向到文化和意識形態,新的注意力放在馬克思主義的黑格爾根源,在馬克思傳統屈從於實證主義的脈絡下,復興了辯證的要素。

雅柯比不僅展示了心理分析關聯於馬克思主義集中於主觀性的這個新興趣,並強調,馬克思主義者理解晚期布爾喬亞社會忽視了心理分析,是危險的。雅柯比指出盧卡其對於主觀性有興趣,但拒絕了佛洛伊德,後來法蘭克福學派與心理分析的遭逢豐富了這個工作。還有,雅柯比追溯了心理分析的理論被左派轉化,將佛洛伊德給人文化,喪失了理論和治療之間的張力。例如LaingCooper(他們至少復興了佛洛伊德堅持瘋狂和正常之間的連續性),他們把治療和社會重構混淆在一起了。

「壓抑」是佛洛伊德思想的批判要素,它是在心理分析從歐洲流傳到英美的時候,被改變了。把佛洛伊德翻譯為英文,同時也「遺忘」了佛洛伊德,把心理分析吸收到實證主義中。英美都沒有可以跟黑格爾-馬克思比擬的學術傳統,能夠合併讓心理分析,保留其批判要素。在美國,問題並不是革命為何失敗,而是為何幸福不必然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理論(補充,這個理論認為,在西方諸國中,只有美國是個例外,因為在美國社會主義政黨至今沒有成氣候)帶著樂觀主義的語調,防止美國吸取一戰的完全意涵:西方世界的左派的挫敗,美國的左派也不例外,資本主義進入到全新且更邪惡的階段,它在極大的程度上控制了個體(部份是因為左派的軟弱),這個發展要求對於布爾喬亞霸權的新的理解,即要求批判心理學。不只是美國左派,而是所有美國政治勸服都相信美國可以避免歐洲的命運。

Randolph Bourne看到了1917所發生的事實,認為美國不該以教育作為有希望進步的「國家事業」,而是戰爭。但Bourne不是美國的主流,而是他的對手杜威,他希望布爾喬亞社會的病態要透過教育來治癒,以人類價值和「合作」來教育。美國社會的思維,帶著它對世界治療的觀點,由佛洛伊德的修正主義者、以及後來的人文主義心理學發展了突出的工作。雅柯比說,他們不是摧毀袪人性化,而是將它給人性化。

法蘭克福學派學者遷移到美國,用英文出版,但不被美國重視。阿多諾的《權威主義人格》一書被錯誤地當成對政治的心理學的分析。阿多諾不斷警告,「只有在客觀理論之下,主觀取向的分析才有價值」。亦即,若沒有認識到心理本身是作為歷史的結晶,則心理學的分析是不充分的。但他的書仍是被誤解。美國的大眾文化批評家從歐洲借入他們所需要的,而不管其基礎。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60年代的新左派,他們汲取馬庫塞的文化革命概念,而沒有理解馬庫塞思想的哲學源頭。雅柯比在「主觀的政治」那一章說,批判理論並不支持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奠基在某種「新的和壓抑的平等」上。然而,馬庫塞依然保持為反文化的英雄,儘管他的許多思想精華都被遺漏掉。

法蘭克福學派在20年代提出的問題,因為新左派的失敗而增加了問題的緊迫性。對文化和家庭的新興趣、女性主義激進派的復興、心理學的風行,證明了大家逐漸意識到下列的不恰當之處:對資本主義的純粹客觀分析,以及將政治的批判倒轉為文化議題來揭示社會的成功,這經常導向僅僅是無害的個人叛逆和所謂的意識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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