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許維茲之後沒有詩,任何文化批評(封閉論述)來解釋大屠殺,必然失敗。

奧許維茲之後有證詞,而這個證詞,絕不是敘事的整合。

 

1. 奧許維茲之後沒有詩

 

阿多諾(Theodore W. Adorno)關於納粹大屠殺有一句經常被引用的著名格言,它有不同的版本:「奧許維茲之後沒有詩」(After Auschwitz, it is no longer possible to write poems.) ,或是「在奧許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的」(To write a poem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這句格言有相當發人深省的震撼效果,思想家們也有各種不同的解釋。

勒克赫斯特(Roger Luckhurst)是從文明或文化的難題來解讀。他認為阿多諾基於文化批評的立場,要指責的是整個西方文明。西方哲學的思辨文化和資本主義的無情剝削,兩者既協同共作又相互排斥,此一矛盾在奧許維茲產生了最極端的爆發。奧許維茲這個巨大的創傷性事實所顯示的是:西方哲學的毀滅。包含詩、藝術、文學、思想等,以及作為它們底層基礎的哲學思辨,通通都受到奧許維茲的挑戰,但全都禁不起此一事實的重量而被粉碎了。整個文明的形上學機能是癱瘓麻痺的,再也沒有任何一個字詞能夠產生精神或文化的深度與高度,字詞全是扁平化的廢墟。

不過,勒克赫斯特強調這個沈痛的自省不能只是停滯的哀嘆,它需要成為一個起點。「對阿多諾而言,所有的西方文化立刻被奧許維茲污染且與之共謀,然而,文化之否定同樣也是野蠻的。如果沉默不會是選項,則阿多諾為藝術和文化批評設置了最嚴格地且矛盾的命令:必須發現如何再現那不可再現的(representing the unrepresentable)。」我們的任務並不是要取消或否定文化,而是要從奧許維茲開始重新提問。自1945年之後的所有文化,都必須要去表述奧許維茲這個問題,儘管它是個無法被理解與被掌握的歷史知識,是個不可再現的創傷難關,但文化的責任正是要去表述與再現「那不可再現的」。

費歐曼(Shoshana Felman)說,「所有的詮釋模式,都傾向於將歷史的實質與神話的誘惑混為一談,將迫人難解的事件簡化為令人安心的整體神話。代表了所有既定文化論述嘗試見證解釋大屠殺的失敗。」

 

2. 奧許維茲之後有殘餘

 

阿岡本(Giorgio Agamben)除了討論文化本身的難題之外,還更多地討論了文化對死亡之態度的難題。他認為阿多諾把奧許維茲視為歷史的分水嶺,不僅強調在此之後不該有詩,就連對它的批評也都是垃圾。因為不論是詩或批評,其中都顯示了我們的文化與死亡的關係是極端模糊的。我們既不應該把死亡認為是大量低成本的屍體製造,也不可能去強調每個人都擁有專屬且適切的死亡。前者讓死亡停留於事實性的冷血與殘酷;後者則只是為了掩飾生命消失的無意義,而輕浮地賦予個體死亡某種主觀的意義。這種文化與死亡之間的模糊性,將使得後-奧許維茲文化依然延續著奧許維茲。

對阿岡本而言,奧許維茲之後沒有詩,但奧許維茲之後是有殘餘的,我們的任務即是要去探索這個殘餘:證人和證詞。特別是,從作為唯一證人的活死人(Muselmann)身上,去追問何謂「活著死亡的生命」。阿岡本說,殘餘顯示了對奧許維茲之罪行的不確定性:「控訴奧許維茲有兩種明顯矛盾的立場,一方面,認為它實現了死亡無條件地戰勝了生命;另一方面,認為它貶抑與降格了死亡。」奧許維茲的真實密碼是活死人(Muselmann),「他是銘刻在每一個證詞當中的空白」。

 

3. 奧許維茲之後有證詞

 

我並沒有要追究阿多諾本人的原意,也不想去考據格言的諸多詮釋,事實上,這句格言早已脫離了作者,也脫離了它本身。因此,雖然勒克赫斯特和阿岡本兩人都做了很好的發揮,但我認為若再加上費歐曼(Shoshana Felman & Laub),則由格言所引領出來思維,可獲得更多的開展。

費歐曼將阿多諾的格言和策蘭(Paul Celan)的詩作放在一起討論。身為集中營的生還者,策蘭的詩即是證詞。

策蘭後期有一個詩作上的重大轉變,他拋棄了自己早期的作品〈死亡賦格〉(Death Fugue),拒絕再出版發行它。雖然〈死亡賦格〉非常受到重視,但策蘭等於是不承認這個作品。〈死亡賦格〉用「飲乳」、「黑色牛奶」等象徵來表達灰燼和屍體,顛覆了一般文化和基督教的傳統用來代表生命泉源的象徵,而是代表死亡和毀滅。並且,它將殺戮場景轉變成音樂劇這樣的高雅文化表演,使得暴力不僅只是殘酷而已,還變成邪淫的享樂。

策蘭後期詩作的轉變,不僅不再呈現如〈死亡賦格〉的景觀與意象,還離開了優美旋律的音樂性,所寫的是斷簡、斷片般的語言。他將沉默引入整首詩當中讓旋律破碎,也將沉默引入到每一個字詞和音節中讓語詞破碎。詩裡面沒有統一、整體、連續的意義,沒有可掌握的知識,甚至也沒有任何可自我掌握的意識。沉默敲擊著詩人和聽者,讓虛無的迴響發生。費歐曼強調這個轉變的重要性:「策蘭的詩不只是如一般人所說,要尋求可回應的以及再創造聽者,還要顛覆、脫離、取代美學作為藝術統治計畫(project of artistic mastery)的本質,將詩——作為語詞的破裂和漂浮的證詞——轉化為某種內在的、無先例的、見證的述說計畫(project of address)。」

承接阿多諾的格言,我們可以說,策蘭把原先的命題「奧許維茲之後沒有詩」,轉化為問題:「奧許維茲之後,詩該如何?」而他自身已經給出了解答。重點並不是要否定文學藝術,而是要質疑文學藝術的功能。藝術的功能不該是「風格化的美學原則」(esthetic principle of stylization),不該是把受苦轉化為形象,這對受害者是不正義的當大屠殺變成部份的文化遺產時,文化很容易就會繼續催生出殺戮。不論是直接把摧毀世界當作是藝術作品的創造(奧許維茲本身),或是讓藝術作品再現出摧毀世界的景觀(奧許維茲之後),都是要被拒絕的。

簡言之,藝術必然要袪美學化(de-aestheticize),詩不是抒情詩,不是以美學風格來再現死亡與痛苦的景象。詩是證詞,要去再現那不可再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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