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興儀
弗洛伊德在《超越快樂原則》(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一書中，曾經陳述了他對一個小男孩所作的遊戲之觀察，這整個遊戲時時被拉岡援引為心理分析理論的象徵化示例。
這個一歲半的小男孩擁有一個上面纏繞著一根繩子的木製線軸，他會抓著繩子的一端，將另一端所繫住的線軸丟出去，讓線軸滾到傢俱的後面消失不見。當線軸消失時，他發出拉長音調的「喔¬─喔¬─喔」(“O-O-O”)喊叫聲。弗氏和男孩的媽媽都認為，這個發音是表示「不見了」(fort/gone)的意思。隨後，小男孩又拉著繩線將線軸從消失之處給拖出來，嘴裡高興地叫著：「噠」(da/there)，也就是「在那兒！」弗氏認為，這兩個動作與發聲構成一個完整的「消失和找回」(disappearance and return)遊戲。此外，弗氏也略微地介紹了小男孩的狀況，說他就如同一般同年齡孩子的發展，在此時會發出簡單的詞或音來進行溝通，並不特別地早熟，並且，身旁的人都稱讚他是個乖孩子，因為他非常依戀媽媽，但即使媽媽離開了好一陣子，他也不哭不鬧。(Freud, 1920:14-15)
弗洛伊德對此遊戲進行解釋：小男孩所表現的是關於「本能的棄絕」(instinctual renunciation)或「本能滿足的棄絕」(renunciation of instinctual satisfaction)。也就是說，當母親離開他身邊時，他其實是感到痛苦與不愉快的，但他並沒有表示抗議，而是藉由重覆地「上演」(stage)著使玩具消失又出現的動作來「補償」(compensate)他自身。(Freud, 1920:15)這樣的補償並不是說，他著重於線軸被拉出來的那個瞬間（象徵母親的出現），好讓自己感受到一種替代的快樂。事實上，他經常把手邊的物品扔到看不見的地方，帶著滿足的表情喊「喔¬─喔¬─喔」，讓其他的人忙於尋找這些東西，這個動作的發生比「噠！」要來得頻繁許多。因此，補償並非將遊戲中的個別要項對應於母親的消失或出現，而是指小男孩在歷經了整個與母親之關係的「被動」(passive)經驗之後，他以遊戲的進行來重演這整個經驗，使自己能夠佔據「主動」(active)的地位。
甚至，這種主動性的掌握不只是聊以安慰式的補償，更表達為一種攻擊式的「報復」(revenge)：「沒關係，去吧！我不需要你，我親自送你走。」報復的意涵在接續的觀察中更加清楚：後來（約一年後），每當小男孩發脾氣時，他就會將玩具亂扔並且喊著：「滾到前線去！」(Go to the front!) 這時，他已經知道不在家的父親是到前線去了，弗氏說，他表達了不想讓父親佔有母親的意圖。(Freud, 1920:16)
弗洛伊德認為這裡顯示了「兒童重大的文化教養成就(cultural achievement)」(Freud, 1920:15)，拉岡更進一步說明：「在這些重覆的遊戲中，主體性同時帶來了：對自身被遺棄狀態的支配以及象徵的誕生。…人被欲望化的這個時刻，同時也就是兒童誕生到語言中的時刻。」(Lacan, 1977:103)意思是說，這整個遊戲乃是象徵性質的，它使兒童與母親之關係擺脫了生物學式的自然需要(need)，進入到社會或文化的要求(demand)和欲望(desire)。因此，相應於弗氏的「消失和找回」，拉岡則是採用「隱逝和顯現」(absence and presence)這組對應關係來作說明(Lacan, 1977:65)。如果說「消失和找回」僅僅是以男孩的連續動作來為遊戲命名，則「隱逝和顯現」不停留在這個層次，它要表達的是整個遊戲的結構，一種「根本的形式化」(Lacan, 1966:46)。
首先，「隱逝和顯現」必須放在指涉(referential)層面來看，遊戲的產生表示現實生活中的指涉物(referent)──活生生的母親──絕對地隱逝了。在幼兒與母親的關係中，我們可以將這個一歲半男孩的時序再往前推，甚至可以說，打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幼兒脫離母體子宮而來到這個世上，他就已經被遺棄於象徵的秩序之中，fort/da遊戲不過就是再次重演這齣出生分離的劇碼。因此，象徵的功能並不是要指涉或再現事物，反而，「象徵首先將其自身表現為物之謀殺(murder of the thing)」(Lacan, 1977:103)。禁絕了具體存在物之後，所顯現的乃是說出的語詞(word)，拉岡說，語詞「總是由隱逝所構成的顯現(presence made of absence)。」(Lacan, 1977:65)這句話除了表明詞對物的永恆抹拭之外，還指出了語詞自身仍要以「隱逝和顯現」來作為其結構性的準則。換言之，「隱逝和顯現」的對應關係會一再地重覆，由一種絕對性的關係轉變為相對性的關係，正是由於讓事物絕對地隱逝，才使得語詞能夠繼而以相對的隱逝-顯現之重覆來呈現自身。
那麼，究竟語詞是如何透過這樣的結構性規則而運作呢？此一問題的貢獻要歸於結構語言學的始祖索緒爾(Saussure, Ferdinand de)，他將語言視為一個系統(system)，探究其間的單元成分以及特定的運作規則，為語言科學的對象界定了清楚的研究範圍。語詞的構成主要是由聲音意象(acoustical image)和概念(concept)來承擔，前者指的是男孩發出的「喔」和「噠」，後者指的是他心理狀態中對母親的要求(demand)（或者說是對母親之愛的要求）。如果只有聲音而沒有概念，則這些無意義的雜音無法達到交流溝通的目的；如果只有概念而沒有聲音，則概念因無所依憑而無法傳達。聲音和概念的結合才使得語詞能夠被說出且被接收到，這是索緒爾的基本觀念。為了避免過於平常的字眼會攜帶許多不必要的概念負擔，因此，索緒爾採用了另外的術語。聲音意象和¬概念被取代為「符指」(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而此兩者的結合所形成的是「符號」(sign)。(Saussure, 1964:66-67)也就是說，從索緒爾欲將語言學建立為一門科學理論的意圖來看，「語詞」的模糊性應該要由「符號」來為其梳理出一個明晰的系統性定義。
雖然符號是由意指和符指這兩個獨立的單位共組而成，但索緒爾強調，此二的結合乃是「任意的」(arbitrary)，某個發音和某個概念之間並沒有所謂的自然連帶關係。(Saussure, 1964:66-67)玩遊戲的小男孩由於尚未能夠清楚地發出正確的字音，因此這樣的任意性原則也就特別明顯，他可以隨便地使用另外的兩個發音來表示現軸的消失和尋回。既然符指和意指間沒有根本上的聯繫，聲音意象不必符應於概念，則它們各自形成一套規則系統。這套系統是一個連續體(continuum)（卡勒16），在其中的每個成分都必須要依賴其他的成分才能夠存在。但是，這樣的依賴關係是消極的(negative)而非積極的(positive)，亦即，單個成分要能夠區別於其他的成分，它必須確定它不是其他的。系統中的每個成分和其他成分之間總是處於隱逝和顯現的交替變化中，這樣的系統是「純粹關係性的」(purely relational)或「純粹區別的」(purely differential)(Saussure, 1964:117)。就任意性原則來看，符號的構成不需要依存於任何的先決條件或必然原因，只是靠著符指和意指在各自系統之中的關係變化來發揮作用，因此，索緒爾說：「在語言之中只有差異(difference)」(Saussure, 1964:120)。
不過，索緒爾強調，要說語言之中唯有消極的差異，那只是因為我們將符指和意指各自分開來考量，就符號的整體而言，這兩套平行的差異秩序仍然需要積極的結合，以形成一個更大的表意系統。(Saussure, 1964:120)一旦符指和意指結合起來，在這個「穩定化」(stabilizing)的瞬間(Weber, 1991:28)，詞義(signification)就產生了，我們的「發音說話」(articulation)所表現出來的即是一個「關連接合」(articulation)的過程。就此而言，符號作為結構語言學的中心主旨，它不但需要以差異來構成語言單位的對比價值，更需要將差異關係穩定為秩序以便進一步達成關係的同一性(relational identity)（卡勒19）。當差異從屬於秩序時，消極的關係於是變成了積極的二元對立之統合(unity of binary opposition)，使得語言系統能夠完整地封閉起來，進行功能的運作。傳統上將語言限定為事物的指涉與再現，索緒爾為了要擺脫這種工具性角色，先是以任意性原則來解除任何外在條件的支配，再緊密地配合差異原則來建立語言自身的內在規則。然而，在科學性的考量之下，終究仍須將差異原則收攏為二元對立之統合，以完成一個「定義明確」(well-defined)與「自我包含」(self-contained)的封閉系統(Weber, 1991:29)。
弗洛伊德在fort/da遊戲的一個註腳裡，補充了另一項觀察。某一天當媽媽外出一陣子再回來時，小男孩喊著：「寶寶喔─喔─喔」(“Baby O-O-O”)。媽媽乍聽時感到不解，後來發現原來是這個孩子學會了讓「他自己」(himself)消失的方法，他在穿衣鏡前面蹲下，使鏡子照不到他，他便可以抬頭望見自己鏡中的影像「不見了」。(Freud, 1920:15)巧合的是，弗氏所觀察的這個小男孩約莫一歲半，剛好落在拉岡所討論的鏡子階段之年齡（6-18個月）範圍內，兩者之間的不謀而合是否透露出某種玄機呢？這個遊戲和之前的線軸遊戲具有同樣的模式，只不過母親的概念現在是被幼兒自身的概念所取代。
在鏡子階段裡，幼兒看到了疏離於其自身的鏡中影像，由於這個理念形象是如此地完美，有別於他自身的支離破碎感，以至於鏡像收攝了他，將他予以同化，形塑出「自我」。這場自戀的劇碼首先排除了初生渾沌的生物學狀態，進而將內在的心理現實創造為如同莫比帶(Moebius strip)般的結構，一個封閉的無限循環。亦即，絕對外在性的隱逝，支撐了內在規則的顯現：一種相對的內外交織，或者說是相對的隱逝-顯現之交迭更替。就此而言，弗洛伊德的fort/da遊戲，使得拉岡的鏡像結構在形式上和索緒爾的符號結構產生了相互輝映的效果。從二元對立的形式來看，我們可以斷言：想像即是象徵，想像的秩序符應著象徵的秩序。但是，這樣的象徵秩序目前僅僅是停留在索緒爾的符號結構範圍中。當拉岡指出由想像秩序所構成的「自我」乃是人類的病癥時，他企圖進一步以象徵秩序來突破這個「想像奴役的鈕結」(knot of imaginary servitude) (Lacan, 1977:7)，這是否暗示了他並不滿足於索緒爾，二元對立的符號結構並未能充分地構成精神分析所需要的象徵秩序？
弗洛伊德在《超越快樂原則》(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一書中，曾經陳述了他對一個小男孩所作的遊戲之觀察，這整個遊戲時時被拉岡援引為心理分析理論的象徵化示例。
這個一歲半的小男孩擁有一個上面纏繞著一根繩子的木製線軸，他會抓著繩子的一端，將另一端所繫住的線軸丟出去，讓線軸滾到傢俱的後面消失不見。當線軸消失時，他發出拉長音調的「喔¬─喔¬─喔」(“O-O-O”)喊叫聲。弗氏和男孩的媽媽都認為，這個發音是表示「不見了」(fort/gone)的意思。隨後，小男孩又拉著繩線將線軸從消失之處給拖出來，嘴裡高興地叫著：「噠」(da/there)，也就是「在那兒！」弗氏認為，這兩個動作與發聲構成一個完整的「消失和找回」(disappearance and return)遊戲。此外，弗氏也略微地介紹了小男孩的狀況，說他就如同一般同年齡孩子的發展，在此時會發出簡單的詞或音來進行溝通，並不特別地早熟，並且，身旁的人都稱讚他是個乖孩子，因為他非常依戀媽媽，但即使媽媽離開了好一陣子，他也不哭不鬧。(Freud, 1920:14-15)
弗洛伊德對此遊戲進行解釋：小男孩所表現的是關於「本能的棄絕」(instinctual renunciation)或「本能滿足的棄絕」(renunciation of instinctual satisfaction)。也就是說，當母親離開他身邊時，他其實是感到痛苦與不愉快的，但他並沒有表示抗議，而是藉由重覆地「上演」(stage)著使玩具消失又出現的動作來「補償」(compensate)他自身。(Freud, 1920:15)這樣的補償並不是說，他著重於線軸被拉出來的那個瞬間（象徵母親的出現），好讓自己感受到一種替代的快樂。事實上，他經常把手邊的物品扔到看不見的地方，帶著滿足的表情喊「喔¬─喔¬─喔」，讓其他的人忙於尋找這些東西，這個動作的發生比「噠！」要來得頻繁許多。因此，補償並非將遊戲中的個別要項對應於母親的消失或出現，而是指小男孩在歷經了整個與母親之關係的「被動」(passive)經驗之後，他以遊戲的進行來重演這整個經驗，使自己能夠佔據「主動」(active)的地位。
甚至，這種主動性的掌握不只是聊以安慰式的補償，更表達為一種攻擊式的「報復」(revenge)：「沒關係，去吧！我不需要你，我親自送你走。」報復的意涵在接續的觀察中更加清楚：後來（約一年後），每當小男孩發脾氣時，他就會將玩具亂扔並且喊著：「滾到前線去！」(Go to the front!) 這時，他已經知道不在家的父親是到前線去了，弗氏說，他表達了不想讓父親佔有母親的意圖。(Freud, 1920:16)
弗洛伊德認為這裡顯示了「兒童重大的文化教養成就(cultural achievement)」(Freud, 1920:15)，拉岡更進一步說明：「在這些重覆的遊戲中，主體性同時帶來了：對自身被遺棄狀態的支配以及象徵的誕生。…人被欲望化的這個時刻，同時也就是兒童誕生到語言中的時刻。」(Lacan, 1977:103)意思是說，這整個遊戲乃是象徵性質的，它使兒童與母親之關係擺脫了生物學式的自然需要(need)，進入到社會或文化的要求(demand)和欲望(desire)。因此，相應於弗氏的「消失和找回」，拉岡則是採用「隱逝和顯現」(absence and presence)這組對應關係來作說明(Lacan, 1977:65)。如果說「消失和找回」僅僅是以男孩的連續動作來為遊戲命名，則「隱逝和顯現」不停留在這個層次，它要表達的是整個遊戲的結構，一種「根本的形式化」(Lacan, 1966:46)。
首先，「隱逝和顯現」必須放在指涉(referential)層面來看，遊戲的產生表示現實生活中的指涉物(referent)──活生生的母親──絕對地隱逝了。在幼兒與母親的關係中，我們可以將這個一歲半男孩的時序再往前推，甚至可以說，打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幼兒脫離母體子宮而來到這個世上，他就已經被遺棄於象徵的秩序之中，fort/da遊戲不過就是再次重演這齣出生分離的劇碼。因此，象徵的功能並不是要指涉或再現事物，反而，「象徵首先將其自身表現為物之謀殺(murder of the thing)」(Lacan, 1977:103)。禁絕了具體存在物之後，所顯現的乃是說出的語詞(word)，拉岡說，語詞「總是由隱逝所構成的顯現(presence made of absence)。」(Lacan, 1977:65)這句話除了表明詞對物的永恆抹拭之外，還指出了語詞自身仍要以「隱逝和顯現」來作為其結構性的準則。換言之，「隱逝和顯現」的對應關係會一再地重覆，由一種絕對性的關係轉變為相對性的關係，正是由於讓事物絕對地隱逝，才使得語詞能夠繼而以相對的隱逝-顯現之重覆來呈現自身。
那麼，究竟語詞是如何透過這樣的結構性規則而運作呢？此一問題的貢獻要歸於結構語言學的始祖索緒爾(Saussure, Ferdinand de)，他將語言視為一個系統(system)，探究其間的單元成分以及特定的運作規則，為語言科學的對象界定了清楚的研究範圍。語詞的構成主要是由聲音意象(acoustical image)和概念(concept)來承擔，前者指的是男孩發出的「喔」和「噠」，後者指的是他心理狀態中對母親的要求(demand)（或者說是對母親之愛的要求）。如果只有聲音而沒有概念，則這些無意義的雜音無法達到交流溝通的目的；如果只有概念而沒有聲音，則概念因無所依憑而無法傳達。聲音和概念的結合才使得語詞能夠被說出且被接收到，這是索緒爾的基本觀念。為了避免過於平常的字眼會攜帶許多不必要的概念負擔，因此，索緒爾採用了另外的術語。聲音意象和¬概念被取代為「符指」(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而此兩者的結合所形成的是「符號」(sign)。(Saussure, 1964:66-67)也就是說，從索緒爾欲將語言學建立為一門科學理論的意圖來看，「語詞」的模糊性應該要由「符號」來為其梳理出一個明晰的系統性定義。
雖然符號是由意指和符指這兩個獨立的單位共組而成，但索緒爾強調，此二的結合乃是「任意的」(arbitrary)，某個發音和某個概念之間並沒有所謂的自然連帶關係。(Saussure, 1964:66-67)玩遊戲的小男孩由於尚未能夠清楚地發出正確的字音，因此這樣的任意性原則也就特別明顯，他可以隨便地使用另外的兩個發音來表示現軸的消失和尋回。既然符指和意指間沒有根本上的聯繫，聲音意象不必符應於概念，則它們各自形成一套規則系統。這套系統是一個連續體(continuum)（卡勒16），在其中的每個成分都必須要依賴其他的成分才能夠存在。但是，這樣的依賴關係是消極的(negative)而非積極的(positive)，亦即，單個成分要能夠區別於其他的成分，它必須確定它不是其他的。系統中的每個成分和其他成分之間總是處於隱逝和顯現的交替變化中，這樣的系統是「純粹關係性的」(purely relational)或「純粹區別的」(purely differential)(Saussure, 1964:117)。就任意性原則來看，符號的構成不需要依存於任何的先決條件或必然原因，只是靠著符指和意指在各自系統之中的關係變化來發揮作用，因此，索緒爾說：「在語言之中只有差異(difference)」(Saussure, 1964:120)。
不過，索緒爾強調，要說語言之中唯有消極的差異，那只是因為我們將符指和意指各自分開來考量，就符號的整體而言，這兩套平行的差異秩序仍然需要積極的結合，以形成一個更大的表意系統。(Saussure, 1964:120)一旦符指和意指結合起來，在這個「穩定化」(stabilizing)的瞬間(Weber, 1991:28)，詞義(signification)就產生了，我們的「發音說話」(articulation)所表現出來的即是一個「關連接合」(articulation)的過程。就此而言，符號作為結構語言學的中心主旨，它不但需要以差異來構成語言單位的對比價值，更需要將差異關係穩定為秩序以便進一步達成關係的同一性(relational identity)（卡勒19）。當差異從屬於秩序時，消極的關係於是變成了積極的二元對立之統合(unity of binary opposition)，使得語言系統能夠完整地封閉起來，進行功能的運作。傳統上將語言限定為事物的指涉與再現，索緒爾為了要擺脫這種工具性角色，先是以任意性原則來解除任何外在條件的支配，再緊密地配合差異原則來建立語言自身的內在規則。然而，在科學性的考量之下，終究仍須將差異原則收攏為二元對立之統合，以完成一個「定義明確」(well-defined)與「自我包含」(self-contained)的封閉系統(Weber, 1991:29)。
弗洛伊德在fort/da遊戲的一個註腳裡，補充了另一項觀察。某一天當媽媽外出一陣子再回來時，小男孩喊著：「寶寶喔─喔─喔」(“Baby O-O-O”)。媽媽乍聽時感到不解，後來發現原來是這個孩子學會了讓「他自己」(himself)消失的方法，他在穿衣鏡前面蹲下，使鏡子照不到他，他便可以抬頭望見自己鏡中的影像「不見了」。(Freud, 1920:15)巧合的是，弗氏所觀察的這個小男孩約莫一歲半，剛好落在拉岡所討論的鏡子階段之年齡（6-18個月）範圍內，兩者之間的不謀而合是否透露出某種玄機呢？這個遊戲和之前的線軸遊戲具有同樣的模式，只不過母親的概念現在是被幼兒自身的概念所取代。
在鏡子階段裡，幼兒看到了疏離於其自身的鏡中影像，由於這個理念形象是如此地完美，有別於他自身的支離破碎感，以至於鏡像收攝了他，將他予以同化，形塑出「自我」。這場自戀的劇碼首先排除了初生渾沌的生物學狀態，進而將內在的心理現實創造為如同莫比帶(Moebius strip)般的結構，一個封閉的無限循環。亦即，絕對外在性的隱逝，支撐了內在規則的顯現：一種相對的內外交織，或者說是相對的隱逝-顯現之交迭更替。就此而言，弗洛伊德的fort/da遊戲，使得拉岡的鏡像結構在形式上和索緒爾的符號結構產生了相互輝映的效果。從二元對立的形式來看，我們可以斷言：想像即是象徵，想像的秩序符應著象徵的秩序。但是，這樣的象徵秩序目前僅僅是停留在索緒爾的符號結構範圍中。當拉岡指出由想像秩序所構成的「自我」乃是人類的病癥時，他企圖進一步以象徵秩序來突破這個「想像奴役的鈕結」(knot of imaginary servitude) (Lacan, 1977:7)，這是否暗示了他並不滿足於索緒爾，二元對立的符號結構並未能充分地構成精神分析所需要的象徵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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