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興儀
在拉岡討論鏡像(mirror image)的文章中，一開頭他就說：由鏡像所獲得的經驗，「帶領我們對立於任何來自我思(Cogito)哲學的論題」。(Lacan, 1977:1)所謂對立於「我思」哲學，是為了要廢除我思而強化非思或不可思的要素嗎？而所謂「對立」於我思哲學，指的是兩兩相對的相互對應或對弧，還是由轉移或偏移所帶來的主體之顛覆呢？
由於鏡子的介入，使我得以站立在影像之前，兩者彼此地面面相對。鏡中的影像形成了一個「理念我」，此一完美的自我形象捕捉並掌握住我，讓我戀棧於它，為了它而向它呈現，往前投身於它並回歸於它。當海德格陳述主體如何以前置的方式來確定他自己為其自身的根基時，在拉岡這裡，我們看到了：自我的根基乃是在於鏡像，鏡像前置我。這密切關聯於他如何解讀笛卡兒
若是依照方法的懷疑，則我們必須窮盡所有的檢查與探索，進一步追問：鏡像又是歸屬於誰，誰前置鏡像呢？就一般人所理解的鏡子映射現象來說，由於照射在物體之上的光線被反射並攏聚到鏡面上，造成了一個想像的空間，然後才產生映像的位置(Lacan, 1988b:46)。因此照理說，鏡像應該是「我的影像」，它出自於我，並為了我呈現給我，換言之，是「我」前置了鏡像，使它返回於我。然而，前面已經指出，是「我的鏡像」前置了我因而構成自我。
笛卡兒以方法的懷疑提出了「我思故我在」(ego cogito ergo sum)的第一原則，這個舉動為主體打下根基，因而開啟了現代時期的紀元。人，作為一個主體，不再需要任何外在的基礎來保障他，他自己就是自身的根據。主體(subject)在字源上乃是轉譯自拉丁文的「根基」(sub-iectum)一字，它的意思是「置於…之下」(under-lies)以及「作為…之基礎」(lies-at the-base-of)，也就是早已「置前」(lies-before)於自身的那個東西。(Heidegger, 1982:96)經過笛卡兒之後，人不再只是主觀的，而成為一個客觀的主體，其客觀性就在於他以自我前置的方式，而讓自己奠定為自身的根據，一切認識活動都要在此根據之上才能夠發生。因此，一般認為笛卡兒開啟了現代形上學之源，使主體的奠基地位得到實現，亦即成就了形上學的主體性(subjectivity)。在這樣的一般性理解之下，我們不禁要問：笛卡兒是如何做到在主體之中奠立他自己為自身的根據？他究竟達到了怎樣的地步？
A.我前置某物
笛卡兒經常會以「知覺」(percipere/ precive)一字來代替「思維」(cogitare/ thinking)，海德格認為，這樣的概念可以用「前-置」(Vor-stellen/ pro-pose/ pre-sent)一詞來加以說明：藉由將某物「放置在自身之前」(posing-before-oneself)的方式使某物「向其自身呈現」(presenting-to-oneself)，因而能夠掌握住(take possession)或攫取到(seize)某物。為了避免和其它字彙混淆，英譯者通常把德文字「前置」(Vorstellen)翻譯為「再現」(representing)，這樣的翻譯略嫌不足，因為它沒有突顯出「放置」(posing)的意涵。一般所說的：「我思維」，其實應該是說「我知覺到某物」、「我前置某物」或「我再現某物」。這整個前置或再現的活動(cogitatio/ perceptio/ Vorstellen /represention)要包含以下兩者：前置或再現的動作(cogitare/ percipere/ bring-before-itself/ representing)，以及被前置或被再現的內容(cogitatum/ perceptum/ what-brought-before-itself/ something represented)。當我思維或知覺到某物時，我把作為思維內容的某物放置在前面，讓某物向著我而被呈現出來，使某物為了我而成為可見的，因此我才能夠清楚並確實地掌握住它與支配著它。(Heidegger, 1982:104-105)
B.我前置「A.我前置某物」之中的「我」
但是，在前述的情況下，是誰在進行思維活動呢？當「我前置某物」這樣的動作發生時，只有思維內容能夠被清楚地確定，亦即只有某物是被掌握到的，而執行再現活動的人尚無法得到確定。因此，為了保證前置或再現的活動之中確實有一個使這一些能夠發生的人，被放置在我面前的就不只是被思維的某物而已，同時，我還必須再現出一個「我自己」(myself/ me)，將執行前置或再現活動者(the one representing)（我）也前置出來，如此，才能保證執行再現活動的人是「我」。也就是說，在我所進行的再現活動之中，那個執行再現活動的人（我自己），同時也要為了我自身而被前置在我面前，向著我自己而呈現出來。就此，每一個人類的再現活動，就其本質而言都是一種「自我再現」(self-representing)的過程。(Heidegger, 1982:106)這個意思並不是說：我把我自己當成一件事物或一個對象而擺放在我自己的面前，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我所要再現的某物便沒有了立足之處；實際上，「我自己」和某物是向著我而被共同再現(co-represented)出來的。(Heidegger, 1982:107)於是，被我放置於前的再現內容有兩樣：一個是做為對象的某物，一個是我自己；兩者必然為了再現者（我）而伴隨著一起出現。
就思維或知覺而言，它是一種不斷慎思明辨的活動，必須一再地檢查，持續地懷疑：「思維即是懷疑」(cogitare is dubitare)。(Heidegger, 1982:106)這樣的懷疑並不是要擱置或懸宕所有的決定，使得一切的結論都因此成為絕望。反而，它是一種方法的懷疑(methodical doubt)，要透過懷疑的方式來證明一個「具有最高和絕對確定性(certainty)的唯一原則」，也就是說，一切的懷疑乃是為了要確定一個不容置疑的根源事實：「要懷疑、要夢想、要受騙，我就必須存在。」這種徹底的懷疑推到了極致之處，反而自行顛覆，將這個正在懷疑的我確定為絕對明證的真理。（文德爾班，1998:432-434）因此，首先不容懷疑且要務必被保證的，不是被再現的某物，不是那個隨時可變異的對象，而是「執行再現活動的人」，那正是我自己。為此，海德格下了一個斷語：「思維即是：思維著我正在思維(cogito is cogito me cogitare)」。(Heidegger, 1982:106-108)有一個「我」正在進行著前置或再現的工作，所有的再現活動都是「我的再現」，都必須為了我、呈現給我，並歸向於我。尤其，是透過把我自己放置在我面前的方式，確定我自己也能夠返回於我，保證我不只是個主觀的個人，而是客觀的主體。對於一切事物的意識必須以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作為其原初的根基，只有在自我意識的支撐之下，才有可能意識到對象，因此，海德格說：「人類的意識在本質上即是自我意識」。(Heidegger, 1982:108)
C.我前置「B.我前置『我前置某物』之中的『我』」之中的「我」
一切被前置的對象都要歸返於我，亦即那個執行再現活動的人，包括我自己也得返回我自身，才能證明主體之中那個根基之所在。並且，既是作為根基，執行再現活動者必然「早就已經」到場，也只有這樣再現活動才能夠進行，一切事物才有所歸返之處。(Heidegger, 1982:107-108)不過，既然要能夠回歸與返向，就得先有出走與離去，換言之，主體為了奠立根基，必得先行將他自身脫離自身而放置於前，進而讓自身得以返回自身。因此，當第一重「我前置某物」的活動發生同時，為了確認誰是在進行第一重活動的人，我必須再多做第二重動作，好讓「我前置某物」之中的「我」也脫離開來被放置在前，如此才能保障「我」得以回歸我自身，作為第一重活動的根據。
然而，既是以方法的懷疑來確定顛撲不破的真理，就必須嚴格地執行置疑的活動。笛卡兒列舉了四項方法的規則，其中第三項是：「依照次序引導我的思想，由最簡單與最容易認識的對象開始，一步步地上升如拾級登階，直到最複雜的知識」﹔第四項則是：「處處作周全無誤的枚舉與徹底的檢查，直到足以保證沒有遺漏任何一件為止」。(笛卡兒，1987:27-28；傅偉勳，1984:366)遵照這般循序且徹底的懷疑規則，我們勢必要繼續追問：又是誰在進行第二重活動呢？要怎樣才能保證第二重動作也是「我的再現」？如何確定第二重活動的根據呢？經過這番追問之後，我於是又拾級而上地登向第三重的動作，繼續重複同樣的離異與歸返，好將第二重活動之中執行再現的那個「我」給呈現出來，同樣也是呈現給我自己，以作為根據。
D……
每一次的前置動作，都會造成有一個「我」多出來，為了要保障自身作為根據，那個欲把自己前置的執行再現活動者勢必要後退一步，脫離自身，才能使得一切都重新回歸於他、朝向於他。這個始終後退一步的執行再現活動者顯現了「再現自身的充全本質」(the full essence of representation itself)，他因此能夠稱他自己為「我」，而成為主觀之中的主體(the subject in subject)，是主體不可動搖的根基。(Heidegger, 1982:114)這個根基雖然不可動搖，但卻是不斷地移動，它使得上述的語句就此無限地擴延下去，總會有一個「我」為了要作為基礎來支撐一切，因此而脫離並閃逸出當前的前置活動中。若想掌握住那個總是位居在句首的「我」，只好一再重複地進行同樣的再現活動，但它的逃逸總是先行一步，永遠掌握不到。如此，將前述的幾句命題擺放在一起，便顯現出如下的規律：
A.我前置某物
B.我把「A.我前置某物」之中的「我」前置
C.我把「B.我把『我前置某物』之中的『我』前置」之中的「我」前置
D……
我們看到，笛卡兒的我思哲學為了要讓主體回歸於自身，以顯現主體之中的根基，就必然要使主體把自身前置於自身，讓他先行離異於自身，但卻就此永遠地離開遠行，無限地後退而去。主體之中的根基既然「早就已經」到場，它就應該最晚離場，以便支撐全局，但是它卻以一直離場、總是不出現的方式來呈現它自身。如果說，主體找到了自身的根基，那麼，這個不可動搖卻又不斷移動的根基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根基？每次行將掌握到根基時，他都赫然發現又少了一個作為根基的「我」，或者反過來說，每次以為自己站定在基礎之前時，就發現又多了一個「我」逃跑了。主體(subject)欲尋求他自己作為根基(subiectum)，而他所找到的根基卻自行閃逸，證明了主體必須一直處於尋根的狀態，根據的奠立最後變成為無止盡的根據化(grounding)過程。主體終其一生都在建立那些可以無限擴延的語句，總是飄飄盪盪地在尋找那個即將到手卻又稍閃即逝的自身根基。
對比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拉岡作了一層轉譯，可以作為上述種種說明的註腳，他說：
我思於我不在之處，因此我在於我不思之處。…(I think where I am not, therefore I am where I do not think.)... (Lacan, 1977: 165-166)
在我不存在的那個地方，我思維著﹔在我不思維的那個地方，我存在著。當我執行再現或前置活動的時候，為了要奠立根基，我就必須把我自身也放置於前，但是這個動作卻總是使得有一個「我」一直後退、不會出現，而我始終只能於「我不在之處」來進行思維。因此，只有當我不再把自身前置，停止一切的尋根活動時，那個無限後退的「我」也才有可能停下來，出現在「我不思之處」。「思維與存在的一致性」這個命題被它自身推演為「思維與存在的矛盾性」：我思故我不在，我不思故我在。要證明主體的存在，唯有取消思維，終止再現活動，然而，諷刺的是，一旦前置活動停止之後，一旦所有的思維與知覺活動都平息之後，我思哲學的立足點何在？笛卡兒從我思出發，想要尋求主體的根基，最終卻落得取消一切的結果，不但根基飄蕩，且思維不再，那麼，主體的命運又將如何呢？
在拉岡討論鏡像(mirror image)的文章中，一開頭他就說：由鏡像所獲得的經驗，「帶領我們對立於任何來自我思(Cogito)哲學的論題」。(Lacan, 1977:1)所謂對立於「我思」哲學，是為了要廢除我思而強化非思或不可思的要素嗎？而所謂「對立」於我思哲學，指的是兩兩相對的相互對應或對弧，還是由轉移或偏移所帶來的主體之顛覆呢？
由於鏡子的介入，使我得以站立在影像之前，兩者彼此地面面相對。鏡中的影像形成了一個「理念我」，此一完美的自我形象捕捉並掌握住我，讓我戀棧於它，為了它而向它呈現，往前投身於它並回歸於它。當海德格陳述主體如何以前置的方式來確定他自己為其自身的根基時，在拉岡這裡，我們看到了：自我的根基乃是在於鏡像，鏡像前置我。這密切關聯於他如何解讀笛卡兒
若是依照方法的懷疑，則我們必須窮盡所有的檢查與探索，進一步追問：鏡像又是歸屬於誰，誰前置鏡像呢？就一般人所理解的鏡子映射現象來說，由於照射在物體之上的光線被反射並攏聚到鏡面上，造成了一個想像的空間，然後才產生映像的位置(Lacan, 1988b:46)。因此照理說，鏡像應該是「我的影像」，它出自於我，並為了我呈現給我，換言之，是「我」前置了鏡像，使它返回於我。然而，前面已經指出，是「我的鏡像」前置了我因而構成自我。
笛卡兒以方法的懷疑提出了「我思故我在」(ego cogito ergo sum)的第一原則，這個舉動為主體打下根基，因而開啟了現代時期的紀元。人，作為一個主體，不再需要任何外在的基礎來保障他，他自己就是自身的根據。主體(subject)在字源上乃是轉譯自拉丁文的「根基」(sub-iectum)一字，它的意思是「置於…之下」(under-lies)以及「作為…之基礎」(lies-at the-base-of)，也就是早已「置前」(lies-before)於自身的那個東西。(Heidegger, 1982:96)經過笛卡兒之後，人不再只是主觀的，而成為一個客觀的主體，其客觀性就在於他以自我前置的方式，而讓自己奠定為自身的根據，一切認識活動都要在此根據之上才能夠發生。因此，一般認為笛卡兒開啟了現代形上學之源，使主體的奠基地位得到實現，亦即成就了形上學的主體性(subjectivity)。在這樣的一般性理解之下，我們不禁要問：笛卡兒是如何做到在主體之中奠立他自己為自身的根據？他究竟達到了怎樣的地步？
A.我前置某物
笛卡兒經常會以「知覺」(percipere/ precive)一字來代替「思維」(cogitare/ thinking)，海德格認為，這樣的概念可以用「前-置」(Vor-stellen/ pro-pose/ pre-sent)一詞來加以說明：藉由將某物「放置在自身之前」(posing-before-oneself)的方式使某物「向其自身呈現」(presenting-to-oneself)，因而能夠掌握住(take possession)或攫取到(seize)某物。為了避免和其它字彙混淆，英譯者通常把德文字「前置」(Vorstellen)翻譯為「再現」(representing)，這樣的翻譯略嫌不足，因為它沒有突顯出「放置」(posing)的意涵。一般所說的：「我思維」，其實應該是說「我知覺到某物」、「我前置某物」或「我再現某物」。這整個前置或再現的活動(cogitatio/ perceptio/ Vorstellen /represention)要包含以下兩者：前置或再現的動作(cogitare/ percipere/ bring-before-itself/ representing)，以及被前置或被再現的內容(cogitatum/ perceptum/ what-brought-before-itself/ something represented)。當我思維或知覺到某物時，我把作為思維內容的某物放置在前面，讓某物向著我而被呈現出來，使某物為了我而成為可見的，因此我才能夠清楚並確實地掌握住它與支配著它。(Heidegger, 1982:104-105)
B.我前置「A.我前置某物」之中的「我」
但是，在前述的情況下，是誰在進行思維活動呢？當「我前置某物」這樣的動作發生時，只有思維內容能夠被清楚地確定，亦即只有某物是被掌握到的，而執行再現活動的人尚無法得到確定。因此，為了保證前置或再現的活動之中確實有一個使這一些能夠發生的人，被放置在我面前的就不只是被思維的某物而已，同時，我還必須再現出一個「我自己」(myself/ me)，將執行前置或再現活動者(the one representing)（我）也前置出來，如此，才能保證執行再現活動的人是「我」。也就是說，在我所進行的再現活動之中，那個執行再現活動的人（我自己），同時也要為了我自身而被前置在我面前，向著我自己而呈現出來。就此，每一個人類的再現活動，就其本質而言都是一種「自我再現」(self-representing)的過程。(Heidegger, 1982:106)這個意思並不是說：我把我自己當成一件事物或一個對象而擺放在我自己的面前，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我所要再現的某物便沒有了立足之處；實際上，「我自己」和某物是向著我而被共同再現(co-represented)出來的。(Heidegger, 1982:107)於是，被我放置於前的再現內容有兩樣：一個是做為對象的某物，一個是我自己；兩者必然為了再現者（我）而伴隨著一起出現。
就思維或知覺而言，它是一種不斷慎思明辨的活動，必須一再地檢查，持續地懷疑：「思維即是懷疑」(cogitare is dubitare)。(Heidegger, 1982:106)這樣的懷疑並不是要擱置或懸宕所有的決定，使得一切的結論都因此成為絕望。反而，它是一種方法的懷疑(methodical doubt)，要透過懷疑的方式來證明一個「具有最高和絕對確定性(certainty)的唯一原則」，也就是說，一切的懷疑乃是為了要確定一個不容置疑的根源事實：「要懷疑、要夢想、要受騙，我就必須存在。」這種徹底的懷疑推到了極致之處，反而自行顛覆，將這個正在懷疑的我確定為絕對明證的真理。（文德爾班，1998:432-434）因此，首先不容懷疑且要務必被保證的，不是被再現的某物，不是那個隨時可變異的對象，而是「執行再現活動的人」，那正是我自己。為此，海德格下了一個斷語：「思維即是：思維著我正在思維(cogito is cogito me cogitare)」。(Heidegger, 1982:106-108)有一個「我」正在進行著前置或再現的工作，所有的再現活動都是「我的再現」，都必須為了我、呈現給我，並歸向於我。尤其，是透過把我自己放置在我面前的方式，確定我自己也能夠返回於我，保證我不只是個主觀的個人，而是客觀的主體。對於一切事物的意識必須以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作為其原初的根基，只有在自我意識的支撐之下，才有可能意識到對象，因此，海德格說：「人類的意識在本質上即是自我意識」。(Heidegger, 1982:108)
C.我前置「B.我前置『我前置某物』之中的『我』」之中的「我」
一切被前置的對象都要歸返於我，亦即那個執行再現活動的人，包括我自己也得返回我自身，才能證明主體之中那個根基之所在。並且，既是作為根基，執行再現活動者必然「早就已經」到場，也只有這樣再現活動才能夠進行，一切事物才有所歸返之處。(Heidegger, 1982:107-108)不過，既然要能夠回歸與返向，就得先有出走與離去，換言之，主體為了奠立根基，必得先行將他自身脫離自身而放置於前，進而讓自身得以返回自身。因此，當第一重「我前置某物」的活動發生同時，為了確認誰是在進行第一重活動的人，我必須再多做第二重動作，好讓「我前置某物」之中的「我」也脫離開來被放置在前，如此才能保障「我」得以回歸我自身，作為第一重活動的根據。
然而，既是以方法的懷疑來確定顛撲不破的真理，就必須嚴格地執行置疑的活動。笛卡兒列舉了四項方法的規則，其中第三項是：「依照次序引導我的思想，由最簡單與最容易認識的對象開始，一步步地上升如拾級登階，直到最複雜的知識」﹔第四項則是：「處處作周全無誤的枚舉與徹底的檢查，直到足以保證沒有遺漏任何一件為止」。(笛卡兒，1987:27-28；傅偉勳，1984:366)遵照這般循序且徹底的懷疑規則，我們勢必要繼續追問：又是誰在進行第二重活動呢？要怎樣才能保證第二重動作也是「我的再現」？如何確定第二重活動的根據呢？經過這番追問之後，我於是又拾級而上地登向第三重的動作，繼續重複同樣的離異與歸返，好將第二重活動之中執行再現的那個「我」給呈現出來，同樣也是呈現給我自己，以作為根據。
D……
每一次的前置動作，都會造成有一個「我」多出來，為了要保障自身作為根據，那個欲把自己前置的執行再現活動者勢必要後退一步，脫離自身，才能使得一切都重新回歸於他、朝向於他。這個始終後退一步的執行再現活動者顯現了「再現自身的充全本質」(the full essence of representation itself)，他因此能夠稱他自己為「我」，而成為主觀之中的主體(the subject in subject)，是主體不可動搖的根基。(Heidegger, 1982:114)這個根基雖然不可動搖，但卻是不斷地移動，它使得上述的語句就此無限地擴延下去，總會有一個「我」為了要作為基礎來支撐一切，因此而脫離並閃逸出當前的前置活動中。若想掌握住那個總是位居在句首的「我」，只好一再重複地進行同樣的再現活動，但它的逃逸總是先行一步，永遠掌握不到。如此，將前述的幾句命題擺放在一起，便顯現出如下的規律：
A.我前置某物
B.我把「A.我前置某物」之中的「我」前置
C.我把「B.我把『我前置某物』之中的『我』前置」之中的「我」前置
D……
我們看到，笛卡兒的我思哲學為了要讓主體回歸於自身，以顯現主體之中的根基，就必然要使主體把自身前置於自身，讓他先行離異於自身，但卻就此永遠地離開遠行，無限地後退而去。主體之中的根基既然「早就已經」到場，它就應該最晚離場，以便支撐全局，但是它卻以一直離場、總是不出現的方式來呈現它自身。如果說，主體找到了自身的根基，那麼，這個不可動搖卻又不斷移動的根基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根基？每次行將掌握到根基時，他都赫然發現又少了一個作為根基的「我」，或者反過來說，每次以為自己站定在基礎之前時，就發現又多了一個「我」逃跑了。主體(subject)欲尋求他自己作為根基(subiectum)，而他所找到的根基卻自行閃逸，證明了主體必須一直處於尋根的狀態，根據的奠立最後變成為無止盡的根據化(grounding)過程。主體終其一生都在建立那些可以無限擴延的語句，總是飄飄盪盪地在尋找那個即將到手卻又稍閃即逝的自身根基。
對比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拉岡作了一層轉譯，可以作為上述種種說明的註腳，他說：
我思於我不在之處，因此我在於我不思之處。…(I think where I am not, therefore I am where I do not think.)... (Lacan, 1977: 165-166)
在我不存在的那個地方，我思維著﹔在我不思維的那個地方，我存在著。當我執行再現或前置活動的時候，為了要奠立根基，我就必須把我自身也放置於前，但是這個動作卻總是使得有一個「我」一直後退、不會出現，而我始終只能於「我不在之處」來進行思維。因此，只有當我不再把自身前置，停止一切的尋根活動時，那個無限後退的「我」也才有可能停下來，出現在「我不思之處」。「思維與存在的一致性」這個命題被它自身推演為「思維與存在的矛盾性」：我思故我不在，我不思故我在。要證明主體的存在，唯有取消思維，終止再現活動，然而，諷刺的是，一旦前置活動停止之後，一旦所有的思維與知覺活動都平息之後，我思哲學的立足點何在？笛卡兒從我思出發，想要尋求主體的根基，最終卻落得取消一切的結果，不但根基飄蕩，且思維不再，那麼，主體的命運又將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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