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營的倖存者李維(Primo Levi)被公認是重要的大屠殺見證者。他是猶太裔的義大利人，從事化學家的工作，戰時被送進奧許維茲集中營。他被釋放之後，不斷地書寫集中營裡的種種現象，成為大浩劫文學(Holocaust literature)的代表性作家。評論者認為他的著作極為重要，作為一個倖存者，他以少見的冷靜、清晰、犀利的思緒，描述並分析著集中營所帶來的種種模糊問題。著名的作品有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Survival in Auschwitz, The Reawakening等。
李維提到了從集中營存活下來的兩種人。他關心的是：到底哪一種人才是真正的證人，以及他們要如何作見證。一種人被稱為「活死人」(Muselmann, Musselman, Muslim, living dead)，他們對於自身的經歷保持緘默不語，在集中營時便如此，出來之後也是。另一種人則不斷地訴說，想要把自己的親身遭遇說給其他人聽，他們還不是活死人。例如策蘭(Paul Celan)、艾莫瑞(Jean Améry)、貝妥衡(Bruno Bettelheim)、李維等人，他們離開集中營之後，以論述、詩、散文、小說等各種形式不斷地書寫著、訴說著他們的經歷。
我在這裡要討論的是活死人。
1.特徵
「活死人」這個名稱專指那些「被消耗殆盡，以致於無可復原並接近死亡的俘虜」(Levi, 1988: 98)，最先是由納粹軍人所使用，是一種貶抑性的稱呼，後來逐漸成為集中營裡的通用語。它的本義是指「回教徒」，為何會用在集中營俘虜身上呢？李維說，「有兩種解釋，都不具有說服力。一種是指宿命論，另一種是指頭上所綁的繃帶類似於包著頭巾」(Levi, 1988: 98)。後一種說法，僅僅是從外表的相似性著手，將頭部受傷的俘虜聯想於包頭巾的阿拉伯回教徒，故其說服力明顯地非常薄弱。但是前一種宿命論的說法，倒是不少作者都會採用的，意思是說，那些失去求生意志、不抵抗的猶太人，就像是「堅信真主阿拉之意志而抱持著認命之態度」的回教徒(Agamben, 1999: 45)。
宿命論的解釋的確是要被反對的。我們並不知道，集中營裡的活死人是否因為無條件地臣服於神的旨意，而願意逆來順受，也不知道他們是否因為信仰的精神層面，而願意放棄作為「人」的其他層面，這點始終是無法討論的。從其他倖存者的描述當中，我們只能夠知道的是：活死人失去了各種可用來定義「人」的特徵，包括心理層面和生理層面的特徵。
普通心理學的教科書都會提到：有機體在遭受到外部的威脅或攻擊時，會表現出「戰」或「逃」這兩種生物本能的反應，這是由於恐懼的情緒激發出身體的行為，也就是從心理層面所引發的相關生理層面之運作。但是，活死人「對於基本的動物性刺激沒有反應，受到攻擊時，他們不替自身進行防衛」(Žižek, 2001: 76)。他們既不「戰」──不去抵抗納粹軍人施加在他們身上的暴行或虐待，他們也不「逃」──即使被拖曳並丟擲在污泥糞水裡，他們也不迴避，任憑自身浸泡在其中。
也就是說，活死人停止了任何心理意識層面的運作：「他的意識裡不再有各種對比的空間：好與壞、高貴與卑下、睿智與平庸等對比」(Agamben, 1999: 41)，這表示活死人失掉了所有指導行為的價值評判標準。既然沒有了價值標準，原本隨之而產生的各種情緒反應自然也就停止了。從他們冷漠又平板的表情，以及虛幻且空洞的眼神當中，找不出憤怒、恐懼、痛苦等相關的情緒訊息。他們彷彿和外界之間沒了界線，他們的內在完完全全暴露到外在世界中，故不會再對外在世界有任何回應性的反應。
活死人不僅是在心理層面如此，就連基本的生理層面也幾乎無法維持。他們嚴重地營養失調，體重迅速下降，形容枯槁且骨瘦如柴。除了被虐待的原因之外，更主要是因為他們「逐漸對於口渴或飢餓沒有感覺，吃或喝只是出於盲目的習慣性動作，而不是出於基礎的動物性需要」(Žižek, 2001: 76)。虛弱使得他們的姿勢無法經常保持直立，大多是手肘和膝蓋著地，趴在地上蜷伏成一團，正是這樣的姿勢，容易令人聯想於回教儀式中跪拜的「祈禱者」(Agamben, 1999: 45)。到了這般地步的活死人，很容易便邁入死亡。
這種種特徵令人猶豫，該不該稱呼他們的死亡為「死亡」，該不該稱呼那些還活著的活死人為「活人」(Levi, 1993: 90)。正因為如此，他們一般所獲得的稱號是「活死人」(living dead)。
2.完全的證人
由於活死人承受了世人難以想像的遭遇，故李維在《滅頂與生還》(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當中指出，集中營的活死人是真正的證人，他說：「我們這些倖存者不僅稀少，並且是例外的少數：我們是因為說謊、專技、好運的關係，而沒有碰觸到底層。那些碰觸到底層的人，那些見到蛇髮女妖(Gorgon)的人，無法歸來訴說其經歷，即使歸來卻也瘖啞。而他們是「活死人」，是滅頂的人，是完全的證人，其證詞將具有普遍的重要性。他們是常態，我們則是例外。」(Levi, 1988: 83-84)
Gorgon是希臘羅馬神話中的蛇髮女妖一族，只要常人接觸到她們的眼光，就會變成石頭，其中最有名的女妖就是美杜沙(Medusa)。對李維而言，活死人便是如同石頭那般的狀態。同樣經歷了奧許維茲，但李維卻說自己是沒有碰觸到底層的「生還者」(the saved)，至於那些碰觸到底層的「滅頂者」(the drowned)，要嘛已經變成了屍體，要嘛就是成為「即使歸來卻也瘖啞」的活死人。屍體當然不能作見證，只剩下活死人，他們才是「完全的證人」。
然而，悖謬的是，即使活死人活著回來，但不算是生還者，他們早在集中營裡便已經死了，他們保持沉默，當然也就不給出證詞。這並不是說活死人完全不開口講話，而是說他們避而不談任何關於集中營的事情。因此，活死人作為「完全的證人」，其見證的狀態是獨特的，他並不是使用語言來做見證，而是：他的存在本身即是見證。
3.罷黜體面和尊嚴
面對「非人」，我們一般人的道德標準和規範層級都不再適用於他們，所有現存的種種關於人之條件都與他們無關。紀傑克說：正常的倫理規則在此被懸置了，我們不能單純地悲嘆他們的命運、痛惜他們被剝奪掉基本人性，因為在活死人面前展現「體面」(decent)與保持「尊嚴」(dignity)，這本身就是一種徹底不體面的行為。(Žižek, 2001: 78)在活死人面前，任何的體面與尊嚴都要被立即罷黜掉。
如果我們仍然會想要把這些體面的標準套用在他們身上，那麼，我們便是站在某種高高在上的視點(view)且基於尊嚴之角度，把他們視為低下且毫無尊嚴的人，繼而對他們產生憐憫和同情。這麼做，反而是對他們的貶抑，是「一種徹底不體面的行為」。李維自己也說，一旦「有機會從外部去度量我們的低下」，此時便會感到特別的痛苦，這也就是為何在集中營的囚禁期間，俘虜的自殺率相當低，反而是被釋放出來之後，許多人會立即自殺(Levi, 1988: 75-76)。因為，回到正常世界的倖存者，會回過頭去審視他們在集中營裡的樣子，而此時羞恥感才會迎面而來。
面對集中營的活死人，如果有人還要拿著一把度量尊嚴與無尊嚴的量尺，去度量他們的話，用拉岡的術語來說，此人便是，以「超我的凝視」(superego gaze)在羞辱著活死人(Žižek, 1989: 106)，強使他們從無尊嚴的層級提升到人性尊嚴的層級。當有人逼迫活死人要開口說出過去的痛苦時，他便如同置身於悲劇的舞臺前，作為觀眾，觀看著主角的受苦。觀看者以對象化(objectify)的方式把活死人的悲劇放置在面前，與之保持一段距離來觀看與凝視，難道不是一種殘酷的二度傷害嗎？若有人逼迫著活死人要開口述說集中營的境況，則他是硬把活死人拉到象徵秩序當中，此時，被說出的語言不會是能與真實界(the Real)遭逢的證詞結構，相反地，只是象徵世界的言語，僅僅只是描繪痛苦的場面，將痛苦「美學化」為悲劇之景觀。
一旦我們這麼做，所造成的後果已經由李維說出來了：俘虜在被囚禁期間沒有自殺，但是卻在獲釋之後立刻自殺。這不僅是因為他們作為對象被超我所凝視著，而更是因為他們同化(identify)於超我，以此一凝視來反觀其自身。
4.人性之零度
紀傑克說，活死人代表「人性之『零度』」(“zero-level” of humanity) (Žižek, 2001: 76)，意思是說，就連人性之中最基本的動物性都消失，更不用說人性尊嚴的部分了。「他們[活死人]處在沒有象徵真相的真實界(the Real)，沒有任何方法可以『象徵化』他們的困境，或將它組織成有意義的生命敘事。」(Žižek, 2001: 76)、敘事、連貫性、意義等，這些都只是日常的象徵規範，對於經歷極限經驗(limit-experience)的活死人，我們不能用日常規範去要求他們、框限他們，使之「體面化」(gentrify)，不僅做不到，並且也不該這麼做。
紀傑克說：「很容易可以發現下列這種說法的危險：他們[活死人]不經意地複製或證明由納粹所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祛人性化』(dehumanization)。這就是為何我們所堅持的要比他們的人性還要更多，不要忘記他們是被施以祛人性化的對待，被剝奪掉人性的基本特徵。將『普通』人性尊嚴和活死人的『非人』(inhuman)冷漠分隔開來的那條線是內在於『人性』當中，這意謂著有一種非人的創傷核心或裂隙正是存在於『人性』本身當中──用拉岡的術語來說，活死人是以外密(ex-timate)的方式來存活的『人類』。」(Žižek, 2001: 76-77)
需要清楚地區分「祛人性化」(dehumanization)和「非人」(inhuman)是完不同的。「祛人性化」是指納粹用殘忍的方式來對待集中營的囚犯，這是非倫理的。而「非人」是指被剝奪掉人性的受害者，他進入到他自身的「人性零度」之中，這是倫理的。支持活死人的「非人」絕不會等同於支持納粹的「祛人性化」。並且，我們要了解：非人的創傷核心並不是由外強加的，而是原初地就存在於主體的核心當中，是主體固有的創傷性裂隙。活死人是再次地遭逢到此一創傷。
對紀傑克而言，「非人」才是人性的真實界狀態，他被還原到極為純粹的存在，不再有過多的象徵負擔。他雖然還是在象徵秩序當中，但卻是其中那個無法被象徵化的點，超出了任何規範與判準，亦即，他是象徵秩序當中的空白。「正是由於他們作為『非人』且剝除掉所有特定實證的人類特徵，他們才可以代表人性『自身』：他們特殊的『非人』要素直接體現了人這個種類，使得這個種類獲得了直接的存在──活死人是極簡的人類，沒有任何更多的條件。」(Žižek, 2001: 77)
5.我們呢？
當我們以為活死人被降低到人性尊嚴的低度層級時，其實那還不是「人性之零度」，那還不夠低。與真實界(the Real)的創傷性遭逢所造成的「人性之零度」，低到已然超出了人性之界限，以至於立即成為最高（嚴格來說，這時候的「高」或「低」已經失去比較的判準，沒有意義了）。
活死人是完全的證人，但不給出證詞，他自身即是集中營之見證，他已然跟真實界有了創傷性遭逢，故他保持沉默。可是，活死人的沉默卻帶給我們極大的焦慮，因為他引發了我們對真實界的感知，感受到真實界迫近的壓力。如果我們害怕自己和活死人一樣，則我們會不顧一切地把真實界給實證化為外在對象或是驅邪為幻象。如果我們勇於接受，則我們便能克服抵抗的意志，和活死人一樣，承擔自身「非人」的分裂。
我們也將受創，我們也將會是活死人。不僅是以死亡的方式來活著，更是活著自身死亡的人。將死亡給活出來，不僅不會削弱生命，還能讓生命徹地、完全地不一樣。這樣的意涵遠超出一般所謂「生命的意義」之說，這難道不是才叫做「生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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